戴厚英把笔当榔头，为的是敲碎套在人性上的枷锁。咱们从头说起，1938年她出生在安徽芜湖一个普通家庭，后来去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念书。到了“文革”前夕，她的读书笔记和文学评论在学校里可是出了名的犀利，风头正劲呢。可谁承想风暴一来，她只能停学，被调到上海大学教书。到了1996年，58岁的她回到了故乡芜湖，结果在自家门口被亲戚拿刀砍死了，满地的秋叶都被染成了红色。 接下来得说说她的小说。1985年《人啊，人！》出来后就轰动了文坛。这本书虽然讲的是“文革”那档子事，可戴厚英压根没回避人性深处的黑暗面。知青把老太婆当成牛马使唤、干部把女儿腿打断只为抢床位这种事儿她都写了进去。她没给读者答案，就问了一句特别冷的话：人被逼成鬼了，谁能给鬼一条活路？ 两年后她又写了《诗人之死》。这本小说里的诗人被自己写的诗句反噬了，站在理想和人性的钢丝上晃悠了半天，最后还是掉了下来。戴厚英借着这个诗人的嘴说了句挺重的话：要是文学失去了对痛苦的敏感劲儿，那它就会跟死亡一起烂掉。 对于她的死也有不少说法。有人说是因为她多管闲事招来的祸端，也有人说这是“文革”留下的余震。上海大学的吴中杰教授后来回忆说：戴厚英一辈子都在拿文学对抗遗忘和沉默。她的悲剧不光是她一个人的事儿，更是那个谁都能杀人、谁都能被杀的年代在集体出血的伤口。她想用笔敲碎人性枷锁的时候，其实已经把自己钉在了十字架上。 今天咱们再翻出她的书来看，并不是为了记仇或者续恨。主要是想提醒大伙儿：文学要是照不亮黑暗就算了，千万别让黑暗把光明吞了。虽然她的作品现在可能在书架角落里发霉了，可她的死还是让人心里头难受得很。这种难受劲儿就是她最后留给这个世界的一声大喊大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