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核心在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个重要的双边军控机制已正式失去约束力；俄罗斯外交部在声明中称，普京总统曾于2025年9月提出“一年过渡期”建议，希望双方在过渡期内暂时维持现有核武器规模上限，但美方始终未通过外交渠道回应。俄方将这种沉默视为对有关议题的持续忽视，并据此作出解除履约义务的关键决定。深层原因在于近年来俄美战略互信持续走低。自2019年《中导条约》废止后，两国军控合作明显下滑。尽管拜登政府上台初期曾表达延长期限的意愿，但在乌克兰危机升级、北约东扩等结构性矛盾影响下，实质性对话长期停滞。莫斯科国立大学国际关系专家彼得罗夫斯基指出：“当前华盛顿更倾向于通过军事优势而非谈判桌来获取战略主动权。”该事件对全球安全架构的冲击已开始显现。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初，俄美合计拥有超过6000枚核弹头，占全球总量约90%。在缺乏明确数量限制的情况下，双方可能加快推进“萨尔马特”“三叉戟Ⅱ”D5等新一代战略武器的部署。更值得警惕的是，核不扩散体系可能出现连锁反应——包括英国扩大核武库、伊朗重启铀浓缩活动等动向，都传递出风险信号。面对危机升级的可能，国际社会正尝试推动多边路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近日呼吁召开五常核裁军会议，欧盟则提议建立“第三方核查机制”。不容忽视的是，俄方声明仍为外交解决留有余地，强调在“平等互利”前提下不排除重返谈判。但现实阻力同样明显：美国大选周期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北约与集安组织在东欧的军事对峙等因素，正在压缩各方妥协空间。综合研判，未来半年可能成为关键窗口。若11月美国大选后新政府调整对俄接触策略，不排除出现类似1987年《中导条约》谈判破局的机会；反之，冷战式对抗可能回潮。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李彬警告：“当威慑取代对话成为主导逻辑时，任何技术故障或误判都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走向折射出当今国际关系中的信任缺口；在安全形势更趋复杂的背景下，大国军控安排不仅关乎双边利益，也直接影响全球和平与稳定。俄美两国应看到，通过对话与协商维系军控框架，比重回军备竞赛更符合长远利益。国际社会也应持续推动双方恢复谈判，为全球核安全提供更可预期的稳定性。只有这样，才能降低误判风险，守住来之不易的战略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