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中央通报的3起典型问题，表现各不相同，却指向同一症结：一些地方和部门把“榜单名次”“漂亮数据”当作政绩，甚至花高价包装成绩，通过脱离实际的指标设计和高频排名通报层层加压，最终逼出基层用造假来应付考核。表面上看，是工作方式简单粗暴、督查考核失衡；深层原因则是政绩观发生偏差，把“可展示、易量化、见效快”的事项放在“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工作之前。 原因—— 一是考核导向出现偏差。“以指标论英雄”“以排名定优劣”的倾向仍然存在，一些指标缺乏充分论证，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重形式轻效果，导致基层把大量精力耗在“对表填空”“迎检应付”上。二是决策链条脱离实际。少数干部调查研究不够，习惯凭经验、拍脑袋部署，忽视基层承载能力和地区差异，任务层层分解后演变为硬性摊派。三是压力传导机制失衡。个别地方频繁通报、排名问责，把复杂工作简化为分数竞争，形成“只许报喜不许报忧”的氛围，数据“美化”随之滋生。四是监督约束存在薄弱环节。对虚报瞒报、花钱买名、干预统计等行为发现不及时、处置不到位，责任追究不够精准有力，助长侥幸心理。 影响—— 首先，削弱基层治理效能。基层本应把更多时间用于走访群众、回应诉求、推动落实，但在高强度填报、迎检、冲排名的挤压下，出现“忙于留痕、无暇服务”，减负效果被抵消。其次，扭曲资源配置与发展节奏。为追求短期可见的“政绩点”，可能出现资金投向偏离民生需求、项目上马脱离实际等情况，影响高质量发展。再次，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数据失真会误导决策，虚假“成绩单”掩盖真实矛盾，问题积累后集中暴露，群众获得感受损，社会信任成本上升。更重要的是，错误政绩观若不及时纠治，容易把基层干部拖入“以假求稳、以虚求进”的恶性循环，既败坏作风，也埋下风险隐患。 对策—— 纠治形式主义、推动基层减负，关键在于用制度把“为民、务实”的政绩导向立起来、硬起来。 一要把考核评价“指挥棒”校准。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减少单纯排名、简单打分，压缩不必要的考核事项，突出工作实效、群众评价和长期效益，建立更能反映真实贡献的评价体系。对确需考核的事项，明确边界、口径和频次，防止“一考了之”“层层复制”。 二要让调查研究回到决策前端。重大部署、重点指标要充分调研论证，尊重规律、尊重差异，给基层留出结合实际抓落实的空间。对基层反映强烈、久拖不决的痛点问题，以清单化方式推进解决，用“解题效果”而不是“材料厚度”检验工作成色。 三要把统计数据“真实性”作为底线。健全统计法治和工作机制，强化数据全流程质量控制，严格规范报送、审核和使用环节，严禁以任何方式干预统计、授意造假。对数据异常要追溯源头、查清责任，形成“造假必究、失真必纠”的明确态度。 四要优化督查检查方式。坚持少而精、重实效，统筹各类监督资源，能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核验的线上核验，减少多头重复。对基层更多开展服务式督导，既指出问题，也提供路径，避免“以督代帮”“以查代干”。 五要强化干部政绩观教育与责任闭环。把正确政绩观贯穿选人用人、考核奖惩、巡视巡察和日常监督，对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弄虚作假者严肃追责；对敢担当、善作为、踏实干的干部明确支持，让实干者有舞台、投机者没市场。 前景—— 近期多次重要会议持续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并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作为长期任务推进。可以预见，随着考核体系更优化、监督机制更加严密、统计法治不断强化，“以数据包装政绩”“以排名替代实绩”的空间将持续收缩。更关键的是，政绩观的校正将推动治理理念从“向上负责的数字”回归“对人民负责的效果”，让更多资源和精力用于补短板、强弱项、增福祉，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中形成更可持续的治理改进。
政绩观看似是个人修养问题，实则关系党风政风、关系人民福祉。三起典型案例的通报，既是对错误做法的警示，也是一次深刻教育。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认真检视自己的政绩观，问一问为什么做官、为谁做官、怎样做官。只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才能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