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危机骤起，非洲联盟率先表态 2026年2月下旬，中东地区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局势迅速升级。伊朗随后展开报复行动，向周边多个目标发射弹道导弹，中东由此陷入近年来最严峻的安全危机之一。 面对突发局面，非洲联盟短时间内连续发布两份立场声明。第一份声明对有关军事打击表示“深切关切”，呼吁冲突各方立即克制、尽快降级，回到外交谈判轨道，并警告冲突将推高全球不稳定风险，对非洲经济造成冲击。第二份声明则对伊朗向海湾国家实施导弹反击予以“强烈谴责”，认为此举侵犯相关国家主权、破坏地区稳定。 两份声明前后呼应，勾勒出非盟的基本立场：坚持以中立调停者自居，不公开偏向任何一方，重点强调遵守国际法、通过对话机制防止冲突外溢，避免地缘政治动荡波及非洲大陆。 二、各国表态分化，折射现实利益考量 在非盟总体基调之下，非洲各国因外交传统、宗教结构和经济依赖不同，反应明显分化。 西非上，尼日利亚作为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国内多个州出现抗议活动，社会情绪较为激烈。但尼日利亚政府国际层面保持审慎平衡：既未公开谴责相关军事打击方，也未明确声援伊朗，而是将重点放在保护海外侨民安全与呼吁地区稳定。加纳、冈比亚等国也采取相近表述，以“呼吁和平”为主，避免明确站队。 南部非洲上，南非总统援引《联合国宪章》相关条款，批评相关军事行动缺乏合法性依据。执政党非国大的措辞更为强硬，直接批评美国的“恐吓战术”。塞内加尔总理则从国际秩序角度提出警告，认为若一国可未获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对他国实施打击、刺杀其领导人，将动摇过去数十年国际社会建立的秩序基础。 非洲之角上，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国迅速而明确地谴责伊朗对海湾国家的导弹袭击，但对更早的初始军事打击保持沉默。这种“选择性谴责”背后有清晰的地缘经济逻辑：这些国家与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劳工移民、侨汇与直接投资上联系紧密，海湾资金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撑。分析人士指出，这些国家并非站某一大国一边，而是更倾向于维护自身经济利益与“海湾伙伴”关系。 北非上，各国同样基于各自外交策略作出不同回应。阿尔及利亚延续传统亲巴勒斯坦立场，声明谴责相关军事行动并呼吁立即停火。摩洛哥则因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进程及与海湾国家的盟友关系，明确谴责伊朗对阿拉伯国家的导弹反击。乍得总统对伊朗最高领袖逝世表示哀悼，但同时谴责伊朗报复行动，立场较为复杂。 三、经济冲击多维传导，脆弱性集中暴露 从经济层面看，此次中东危机对非洲的影响正通过多条渠道同时传导。 首先是能源与粮食价格压力。霍尔木兹海峡与红海是全球关键海运通道，约三成海运石油及大量粮食贸易经由此处。局势动荡推高航运成本、增加供应链中断风险，将继续抬升非洲本已承压的粮食价格。非洲多数国家为石油净进口国，包括肯尼亚、南非、卢旺达、加纳等，油价上涨会迅速推高运输、生产与食品分销成本，进而推升通胀。牛津经济研究院分析认为，这可能迫使各国央行采取更为谨慎的货币政策，从而削弱增长动能。 其次是货币贬值与债务偿还压力。避险情绪升温推动美元走强，非洲多国本币承受更大贬值压力，以美元计价外债的偿付成本随之上升。据估算，2026年到期相关债务规模约900亿美元，流动性风险不容低估。 但冲击并不均衡。对尼日利亚、安哥拉、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等石油出口国而言，油价上涨短期内可能带来财政收入增量。以尼日利亚为例，其2026年预算以每桶64至66美元为假设，若油价持续高于72美元甚至突破100美元，将带来更大财政空间。，避险情绪推动金价上涨，也使加纳、南非、马里等黄金生产国在一定程度上受益。 不过，这类“受益”本质上难以持久：它建立在冲突延续与市场动荡之上，而相关国家资源生产又常受基础设施老化、政策不稳定等结构性问题影响，短期价格红利不易转化为长期发展动力。
对非洲而言，中东紧张局势既是外交抉择，也是对经济韧性与治理能力的现实考验。外部不确定性上升之际，更需要通过多边渠道凝聚止战共识，同时以改革与合作增强内生增长能力，才能在动荡环境中稳住民生与发展基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