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组织发展过程中，“共渡难关易、共享成果难”的现象并不少见。东晋的政治实践对此有鲜明例证。公元318年，晋元帝司马睿与宰相王导“升御床共坐”的场景，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皇权与士族共治”局面，也为后续的权力摩擦埋下伏笔。
同甘共苦往往靠情义和共同目标维系，而共享成果更考验制度设计与治理能力；历史提醒我们，矛盾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把结构性问题当作个人品格问题来处理。只有用规则划清边界、以程序形成共识、以制衡防止失序，才能在“共创”之后实现真正的“共治”与“共享”，把阶段性成果转化为长期稳定的秩序与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