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薪火再续，九旬学者重登讲台 初春时节，中国政法大学一间阶梯教室里，全体师生起立致意，掌声持续良久。96岁的张晋藩先生缓步走入，在讲台前坐定。身后屏幕上，“中国法律史学的百年回顾与未来展望”清晰可见。这是继去年9月为新生讲授入学教育课程后，他时隔大半年再次到现场授课。 因视力严重退化，他不时举起高倍放大镜查看讲稿。台下听众安静专注，尽量不漏掉他的每一句话，现场气氛格外凝重。 二、问题溯源，近代法律史学的曲折起步 授课伊始，张晋藩以自己年轻时的疑问引出主题：“为何中国历史悠久、法律传统深厚，但研究中国古代法律时却要去找外国学者？” 这个追问折射出近代中国法律史学发展的困境。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开启并非源于学界自发体系建构，而是在外部冲击下被动启动。清末变法后，新式学堂兴起，才逐步有人讲授中国古代法律；民国时期，一些学者开始整理中华法系文献，但尚未形成系统完整的学术体系。建国初期，部分援华外籍教师沿用国外教材，脱离中国实际；许多珍贵古籍长期存放于资料室，传统研究出现断裂。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日本学者却较早系统整理并出版了大量中国古代法律史料与对应的著作。 张晋藩指出，这段经历既是学科发展的痛点，也折射出时代的复杂处境。 三、数十载耕耘，重建本土学术根脉 “把中国法律史学的根脉寻回来，让中国法律史研究的中心扎根中国大地，这是我毕生的追求。”张晋藩语速平缓，却态度坚定。 上世纪60年代初，他与同事开始编写本土法律教材，为学科自立迈出关键一步。改革开放后，他提议编纂多卷本《中国法制通史》，在长期资料积累与反复打磨后，十卷本于1999年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国法律史系统性研究的重要空白。其后，多部专著被译成多种语言，使国际学界更深入了解中华传统法律文明。 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张晋藩也坚持以史料回应偏见。针对西方学者将中国古代法律概括为“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片面判断，他曾在学术年会上以具体史料当场反驳，指出中国早在青铜器时代已形成较为发达的法律文明，西周晚期文献中亦可见清晰的民事案例记载。他以事实立论的方式，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尊重。 四、传道授业，以身示范文化自信 课堂上，张晋藩谈到：“从秦统一以来，中国总体上是统一、多民族融合不断深化发展的国家。盛世修典是历代传统，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精髓，才能更好理解与回应现实。今天更要有文化自信。”这既是对历史的归纳，也寄望年轻学者能在研究中建立更稳固的学术立场。 值得一提的是，他并不排斥新技术。课前，他专门向博士生询问新兴智能工具在研究中的应用情况，听完介绍后表示“十分欢迎”，同时提醒大家：“面对新技术，一要甄别史料真伪，二要避免浅层依赖，三要守住学术敬畏。”三句话直指当下研究中的风险点，也体现他对治学规律的长期体认。 授课一小时多后，张晋藩体力不支，轻扶讲台向师生致歉，并请学生代为讲授剩余内容。话音未落，教室里掌声再次响起，久久不息。 五、精神传承，“课比天大”的时代价值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董京波课后表示：“张先生近百岁仍坚持授课，是对‘课比天大’教学精神的亲身实践，也让大家看到他始终保持学习和思考、踏实做学问的风范。” 一名在场博士生说，震撼他的不仅是张先生的学术深度，更是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定力。对正处在起步阶段的年轻研究者而言，这种精神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引领。
从“研究重心何以外移”的追问，到“让学术扎根中国大地”的长期坚持，再到对新技术条件下学术规范的提醒，这堂课把百年学科路径与当下研究关切连在一起；法律史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还原历史事实、澄清误读，也在于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更深层的参照。面向未来，唯有在尊重史料、敬畏学术的基础上保持开放与创新，传统才能在时代问题中获得新的解释力与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