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如何理解中国正发生的结构性跃迁。 在欧洲舆论场，关于中国的叙事常被碎片化信息左右：一上盯着短期波动和局部现象，另一方面又容易用既有经验去套中国的发展路径。科彭斯认为，观察当代中国不应停留“过去取得了什么”，更要回答“中国将向何处去”。他提出，“下一个奇迹”不是某个单一指标的冲高，而是经济发展方式、社会能力结构与全球分工角色的系统性重塑：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与效率，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制造能力”延伸到“智能能力”和“服务能力”。 原因——新技术群与制度性动员叠加形成新动能。 科彭斯将中国过去三十余年的跃迁概括为三条主线：大规模减贫带来整体生活水平的跨越式提升；数字化基础设施与应用生态快速普及，公共服务与商业效率明显改善；以人工智能、物联网、自动化与清洁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进步，推动更可持续、更高质量的发展。面向未来，他强调人工智能等通用技术的扩散将改变生产组织方式：当算法、算力与数据进入工业场景，制造体系不再只是“产能集合”，而是持续迭代的“智能系统”。同时，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较完整的产业链配套能力，以及不断加强的创新体系建设，为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提供了更充足的场景与落地条件。 影响——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成长共同放大外溢效应。 围绕“新质生产力”，科彭斯特别强调一个常被忽视的维度：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同样是新动能的重要来源。欧洲讨论中国创新时，往往聚焦新兴赛道的“新产品”，却容易低估钢铁、化工、装备制造、纺织、家电等行业通过自动化改造、工业互联网、智能质检与绿色工艺带来的效率提升。对中国而言，这将推动经济从“量的扩张”转向“质提升”，促使产业链向高附加值环节迈进；对世界而言，则可能在成本结构、供给效率、产品迭代周期与绿色标准等引发连锁反应，并推动跨境产业合作从单纯贸易升级为技术协同、标准对接与联合创新。 对策——以开放合作弥合认知鸿沟，以规则对接拓展共赢空间。 科彭斯指出，中欧关系面临的现实挑战之一，是认知落差与沟通不足。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讨论容易陷入标签化，进而影响公众判断和政策选择。对此，他主张以更客观、可验证的方式理解中国的产业政策、创新生态与市场变化，推动学界、工商界与地方层面的常态化交流。对比利时及欧洲企业而言，面对中国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新机会，可在智能制造、绿色技术、跨境数字服务、医疗健康、金融科技等领域寻找合作切口，通过联合研发、试点示范、第三方市场协作等方式实现优势互补。同时，应重视制度对接与风险治理，在数据合规、知识产权保护、供应链透明度、可持续标准等上建立更稳健的合作框架，降低不确定性成本，增强合作韧性。 前景——从“世界工厂”到“世界智能工厂”，中国角色将更趋多元。 科彭斯判断，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数字化的加快，中国在全球分工中的角色正在变化：不仅提供更高端、更绿色的制造能力，也将输出更多面向产业的系统性解决方案与服务能力。“中国服务”在海外的吸引力可能上升，既包括数字化平台、供应链管理、智能运维等企业服务，也包括与绿色转型对应的的技术集成与工程能力。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的能力结构也在调整：从强调体力与规模效率，转向重视创造力与知识密度；创新型人才、技术迭代与新业态将成为增长的关键变量。对欧洲而言，把握中国转型窗口，既需要更深入的产业研究，也需要更开放的合作态度与更务实的政策工具，才能在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中形成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
当世界站在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关键节点，中国探索的高质量发展路径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正如科彭斯所言，读懂中国不仅要看发展成就的表象，更要理解其内在逻辑与演进规律。在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减少偏见、加强互鉴——才能更好地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