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搞懂浙商为什么行，得先弄明白啥叫“以义取利”。这可不是瞎扯什么先做好事再去赚钱，而是真把做人的道理当回事儿，直接当成做生意的底儿。老祖宗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咱浙商前辈可不一样，他们要的是“义利合一”，干买卖本身就是在积德行善。浙江就在东海边上，地儿又少又不平坦，逼着大伙儿早早就出去跑码头赚钱了。再加上有文化底子打底儿，这种老实劲儿自然而然就融进了生意里。浙商身上的仁义味儿主要表现在三点上：对客户讲诚信、对伙伴守信用、对社会有爱心。这三条加一块儿，就是他们成功的法宝。 咱们来看看包玉刚这个“海上船王”是咋玩儿的。他那航运王国是从1955年开始的，当年他花了20万英镑买了一艘都快烂掉的破船。大家伙儿看着都觉得这是个无底洞，但包玉刚不这么想。他开创了一套长期租船的新花样，把船固定价格长期租给信誉好的公司用。那时候大家都图眼前的快钱，不搞长租这种赚得慢的法子。但包玉刚明白，手里握着稳定的银子可比盯着短期暴利强多了。到了1970年那会儿，全球航运市场热得发烫，好多人疯狂买新船想发大财。只有包玉刚稳如泰山，坚持和客户签长合同。等到1973年石油危机一来，航运业直接崩盘，好多船东都掉进了坑里，只有包玉刚的船队因为有长合同安然无恙。他的那套经营哲学很简单：宁愿少挣点钱，也不去冒那种没意义的险。这种稳当不是不敢冒险，而是对客户、对员工、对银行的一种担当。 有个日本银行家就说过：“包先生说的话就是最好的担保。”到了1984年，包玉刚回宁波老家溜达了一圈，发现这地方连所像样的大学都没有。他当场拍板，掏2000万美元把宁波大学给办起来了。那会儿有人提议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学校，被他一口回绝：“办学校不是为了留个名儿。”这事儿不单是做慈善那么简单，完全是他脑子里那些商业逻辑的延伸。在他看来，做生意赚的钱都该拿去培养人才、回馈社会。早在1970年代初他就在香港设了个奖学金专门资助中国学生出国读书。他心里明白得很：国家要强大靠人才，人才要长大得靠教育。 除了搞教育，包玉刚对老家的建设可是一点都不含糊。他出大头钱修了宁波北仑港，硬是把它变成了现代化的大码头；又掏钱建医院、盖图书馆；还帮老家修桥铺路……这些活儿基本上都没什么商业回报赚头，但这恰恰是个成功商人该有的良心。像包玉刚这种人身上的仁义劲儿在浙江商人里头特别常见。这种既讲道义又能赚钱的买卖经成了大家闯荡世界的“通关文牒”。 温州正泰集团的南存辉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出过一档子事儿：一批货被发现有点小毛病本来都装箱要往外发了。他二话不说直接下令全部开箱重检，结果把交货时间给拖晚了还得赔钱。面对这么大的损失他说：“宁愿少赚一个亿也不能让一件次品出厂。”这种死磕质量的劲头最后让国际客户对他死心塌地信任。阿里巴巴的马云当年刚出来就定了个调：“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想法比单纯想赚钱要高大上多了，里头其实是想通过做生意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大道理。支付宝搞出来的那个信用体系不光是个新玩意儿，更是在帮中国社会重建诚信。 杭州娃哈哈的宗庆后也是个讲究人。他一直坚持“实业报国”，对那个时候能赚大钱的房地产一点兴趣都没有，一门心思搞实体经济。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做企业得对得起员工、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这种责任感简直就是把儒家的那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老理儿给搬进了现代生意场里头。 21世纪以后浙商的那股子精气神儿一点没丢反而更厉害了。大家伙儿都积极去搞“共同富裕”的事儿，靠着做产业带致富来助力乡村振兴。好多浙江企业都有了一套完善的员工关怀体系，把以前那种仁爱的想法变成了现代公司的人文关怀。在现在的国际舞台上浙江商人照样拿诚信说话。义乌小商品市场能变成“世界超市”，靠的不是谁价格最低，而是“货真价实、说话算话”的金字招牌。有个中东的客商就感叹过：“和浙江商人做生意签了合同心里就踏实了。” 面对高科技革命的时候浙商又把老理儿给用活了。华为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价值观，海康威视把“专业、诚信”当公司的规矩……这些现代企业把那种传统的义利观变成了能持续发展的好战略。 包玉刚是在1991年病逝在香港的。虽然他的航运帝国可能随着时代变了模样换了人掌舵但他留下来的那股子精神头还在大伙儿心里头活着。从宁波大学走出来的那几万学生现在在各个岗位上发光发热；他当年出力修的北仑港早就成了世界级的大港。浙商的“以义取利”从来都不是做选择题而是把道理直接长在了骨头里变成了自觉行动。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那些能长长久久成功的买卖往往都是站在最讲道义的那个基石上盖起来的。当做生意碰上了儒家的智慧当赚钱遇上了担当的时候浙商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真正的商业聪明劲儿不光是为了捞钱更是让钱带着道理想办法回报社会。 这可能就是浙商能够在大起大落的环境里走得稳、活得久的那个密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