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州的两会委员急着要给全国看，说必须拿出勇气来破局，把“北上广”重新变回中国的创新领头羊。回想当年改革开放刚起步那会儿，广州就是靠着一个“敢”字冲到了最前面。他们第一个搞全国性的展销会，最早办中外合资企业，还专门弄出了“星期六工程师”这种招徕外地专家的灵活法子。这些做法不光让生产要素能流动起来，还把整个市场的生态系统都建起来了。委员说得好，那时候大家主动去改制度、降低做生意的成本，把城市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一下子提了上去。到了1989年，广州的地区生产总值超过了天津，“北上广”这三个地名也就成了全国经济最有活力的招牌，招来了一大波创业者想在这里干一番大事业。 可现在互联网经济都起来了，广州在新技术、新业态的布局上好像有点跟不上了。跟北京、上海、深圳比起来，广州在数字经济里的大企业没那么多，在平台经济这些方面也不如人家响亮。再看以前的支柱产业汽车制造，想往智能网联的方向转也挺费劲。分析下来，这都是“路径依赖”在捣乱——以前那些成功的老路子，可能让大家的想法和资源分配都变死板了，遇到经济形态的大变化反应就慢了。委员说得很犀利：“用旧的路子是结不出新果子的”，如果不赶紧打破这种惯性，竞争力早晚要被稀释掉。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城市能不能发展快，关键看生产要素和生产关系配合得好不好。现在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已经不是钱和人了，而是人才、技术和数据。广州在招揽高端人才、把科研成果变成实际产品、让数据流动起来这些地方还有提高的空间。同时，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得理顺点——既要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上起决定性作用，又要让政府在战略规划、制定规矩、培育环境这些方面多花心思，搞成那种“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互配合的“双螺旋”机制。 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新经济变革，委员建议广州从三个方面使劲：第一得重视人才战略，把人才当成最宝贵的资源来抓，打造一个适合工作也适合生活的创新创业环境；第二要盯着技术突破和数据驱动不放，让产业链跟创新链紧紧连在一起；第三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把行政上的阻碍和行业垄断给破除掉，通过政策创新降低那些新经济主体的制度成本，把全社会的创新活力都给激发出来。 未来二十年就是决定城市竞争格局的关键时刻了。广州要是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会，拿出点“敢想敢干”的劲头去搞制度创新，就很有可能在培育新生产力和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再领一次风气之先。这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地位更高一点，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和国家高质量发展都有大意义。从当年的“急先锋”变成现在的“探路者”，广州的发展历程说明了一个理：只有不断自我革新才能站在时代的前头。现在全球科技竞争那么激烈，国内的城市发展也都在拼命往前冲，广州真得赶紧找回“敢闯敢试”的那份初心，用制度创新把发展的新动力给解锁出来。历史可不会惯着磨磨蹭蹭的人，机会只偏爱那些马上就行动的人。这座千年商都的明天会怎么样，全看今天我们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并且去怎么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