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在其杂文中以深厚的历史学养和现实关怀，对中国廉政文化进行了系统思考；这篇成文于1999年的文章，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文章首先追溯了"清官"与"赃官"这个对概念在中国文化中的深层根源。季羡林认为，这种二元对立的评价体系源于中国几千年来官僚体制的积弊。在奴隶制和封建制政府的长期统治下，官员与皇权狼狈为奸，对民众进行残酷剥削，导致百姓长期处于苦难之中。正因如此，当出现不贪污、相对公正廉明、能为民众伸冤的官员时，便被尊称为"清官"，成为稀有的精神寄托。包拯、海瑞等历代清官之所以被广泛崇敬，正是因为他们敢于犯颜直谏、坚守原则，即使遭受打击贬谪，仍然成为千秋典范。 然而，季羡林的论述并未停留于对清官的单纯褒扬。他敏锐地指出，极少数自命清廉的官员存在一个隐患：过度自信导致的刚愎自用。这类官员以"清"自居，绝对相信自己的判断，下意识认为"一清百清"，从而拒绝听取他人意见，不进行充分调查研究，一旦认定某个理由便一意孤行。在司法实践中，这种专断作风甚至导致刑讯逼供、冤假错案，最终伤害的是普通民众的利益。季羡林引用鲁迅的观点，指出历史上确实存在"清官杀人"的现象，说明廉洁本身并不能自动保证权力的正确运用。 文章进而指出，时代发展到当代，官员的身份定位已发生根本转变。现代公职人员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官"，而是人民的公仆。这一身份转变要求权力运行方式也必须相应调整。季羡林虽然对当代清廉从政者表示肯定，但仍然提出了警示：即使在新时代，也要防范权力拥有者因自信而陷入专断的陷阱。 为此，季羡林援引古训"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向公职人员提出明确建议。他强调，廉洁从政的官员更应该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充分进行调查研究，防止因固执己见而做出有害决策。这不仅是对个人品德的要求，更是对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根本保障。 季羡林的论述触及了权力制约的核心问题。他认识到，仅有廉洁的品质还不够，还需要建立制度化的制约机制，确保权力的运行既廉洁又科学、既坚定又民主。这种思想与现代廉政建设的理念高度契合，强调了制度制约与个人修养的统一。
在新时代背景下重读季羡林这篇文章，我们更能理解传统为政智慧与现代民主理念的内在联系。当公职人员既能保持清廉本色——又善于集思广益——中国特色廉政建设才能实现持续发展。这或许是对季羡林思想最好的当代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