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东部新区因“新”得名，却并非一张白纸。
科考与实地踏勘显示，这一地区自秦汉以来县郡更迭频仍，文化联系密集，是四川盆地内部交流的重要节点，古蜀文明与天府文化在此交汇互鉴。
随着城市建设提速、交通枢纽集聚，如何摸清文化家底、厘清人文地理脉络、实现发展与保护相统一，成为摆在面前的现实课题。
问题：新区建设加快，文化遗产“显性化”与“可持续保护”需求同步上升。
从调研结果看，东部新区文物类型多样、分布广泛，既有规模突出的石刻造像，也有聚落遗址、崖墓等可反映早期人类活动与社会生活的遗存。
由于部分点位处于村落、山体或工程周边，长期以来存在“藏在深处、知者不多”的情况。
新区作为国家级航空枢纽的重要承载区，基础设施与产业项目密集推进，文物点位的识别、定级、保护边界划定与日常管护亟待系统化、制度化。
原因：地理区位与历史交通叠加，形成“文化十字路口”的长期积淀。
专家指出，东部新区的文化资源与山水格局、沱江水运、成渝古道等历史通道关系紧密。
水陆交通带来人口往来、商贸流通与信仰传播，也推动石窟造像等艺术形态在此落地生根。
其建置沿革可追溯至西汉设置牛鞞县，后经历阳安、婆闰、平泉等地名与行政区划变迁，历史沉积厚、文化层累多，形成了多源汇流的区域文化景观。
与此同时，部分遗存受自然风化、采石活动和周边开发影响，存在本体受损、环境破碎等隐忧，使得抢救性调查与预防性保护更显迫切。
影响：一批“标志性发现”提升研究价值，也为城市发展提供文化支点。
此次考察中，位于天府国际机场周边的石刻引发关注。
其一为体量巨大的石狮石刻，形态圆润，狮爪抚幼狮，风格兼具官式与民间审美。
据介绍，该石狮雕刻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通体尺度可观，具有突出的地域性与时代性特征。
值得关注的是，为更好保护该石刻及其环境，相关工程在规划建设中对跑道位置进行了调整，体现出在重大项目推进中“为文物让路”的保护导向。
其二为一处“三鱼同首”崖壁石刻，属于国内较为少见的室外独立石刻类型。
“三鱼同首”图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寓意祥瑞与和合，其具体开凿年代与作者尚缺乏文献支撑，有待考古、图像学与地方文献多学科进一步研究。
在佛道造像方面，科考人员在龙泉山区域发现仅存“弥勒佛头”的摩崖造像遗存。
专家结合唐代弥勒信仰盛行的背景以及四川石窟造像发展脉络，提出该佛头或为成都地区体量较大的弥勒佛头摩崖造像之一。
周边岩层因开发活动出现破碎，也从侧面提示加强遗址环境管控的必要性。
另在部分摩崖点位，还观察到佛道同龛或以道教造像为主的组合形态，反映巴蜀地区宗教文化长期交流融合的地方特征，对研究区域信仰史、石刻艺术谱系具有样本意义。
此外，调查还涉及筒车坝、甄子山、平泉坝等聚落遗址以及崖墓等遗存，这些发现为追溯区域早期聚落演变、生产生活方式与社会组织形态提供了线索，也为构建新区历史文化叙事提供了“地下与地上”相互印证的材料基础。
对策：以“摸清家底”为先导，推动保护、研究、利用一体化。
业内人士建议，下一步应在现有科考基础上，持续推进文物资源普查与价值评估，完善点位档案、影像测绘与数字化记录，明确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形成可执行的管控清单。
对处于工程周边或受自然侵蚀较强的点位，应优先开展风险评估与加固修缮方案论证，建立日常巡查、监测预警与公众举报渠道，提高基层管护能力。
对年代、题材与工艺尚存疑的遗存，可组织跨学科联合研究，综合运用测绘、材料分析、风化判读与文献比对等方法，形成更具说服力的学术结论，并以权威、克制的方式向社会发布研究进展，避免“概念先行”。
在合理利用方面，可在严格保护前提下，探索以线路化展示、分级开放和预约管理为核心的低扰动呈现方式，推动文物点位与周边乡村文化、生态景观相衔接，形成公众可感知的文化空间。
对机场周边等重要窗口区域，可将文物保护与城市形象塑造统筹考虑，使“看得见的历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文化底座。
前景：以文化遗产为纽带，塑造新区“古今同框”的城市气质。
成都东部新区肩负交通枢纽、产业承载与城市拓展等多重任务，更需要在快速发展中守住历史根脉。
此次科考所呈现的文物谱系，勾勒出区域从早期聚落到县郡建置、从水运古道到宗教艺术传播的长时段图景。
随着保护机制完善、研究阐释深化和公众参与增强，这些散落在山水之间的遗存有望从“地方记忆”走向“共同认知”，成为展示巴蜀文明连续性、创新性与包容性的生动载体。
成都东部新区文物考古发现的重要价值，不仅在于揭示了这片土地深厚的历史底蕴，更在于为新时代文化传承与现代发展的协调统一提供了生动实践。
这些珍贵文物见证了巴蜀文明的延续发展，也为建设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现代化新区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何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成都东部新区的探索实践值得深入思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