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五省区交界的地级市为何“全国仅两座” 从行政区划与地理格局看，地级市通常以省域管理边界来布局。四省交界并不罕见，但要同一地级市辖域内同时与五个省级行政区接壤，条件要苛刻得多。结合现有行政版图，全国符合此特征的地级市只有两座：河北省承德市、陕西省榆林市。这既与自然地理的“拼接点”有关，也与行政区划的历史演变密切有关。 原因——区位过渡、面积尺度与周边体量共同“叠加” 承德之所以形成这一格局，首先在于其位于燕山山地腹地，连接东北平原、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草原地带，天然处在多个地理单元的过渡区。其次，承德市域面积较大，为多方向接壤提供了空间基础。更关键的是，承德南侧毗邻北京、天津两座直辖市。直辖市作为省级行政区，辖区相对紧凑，使得同一片区域内省级边界更容易出现“密集叠加”。因此，承德在北接内蒙古、东接辽宁、南邻北京天津的同时，又与河北省内多地相邻，形成五省区交界的少见格局。 榆林的形成同样表明了“过渡带+大尺度+邻区体量较小”的组合特征。榆林位于陕西最北部，处在黄土高原向草原地带的过渡区域，也是华北与西北的重要连接带。其东隔黄河与山西相望，北邻内蒙古，西与宁夏、甘肃接壤，南接陕西延安。榆林市域面积在陕西位居前列，广阔的辖域为多方向衔接提供了条件；同时，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划体量相对较小，也提升了省级边界在这一带的聚合度，最终形成五省区交界的城市格局。 影响——“边界地带”正转化为“联通节点” 从区域发展看，多省区交界城市的价值在于“承接与转换”。一上，承德、榆林都位于农耕与游牧文化长期交汇之地，历史上既是通道，也是治理前沿；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这一位置更容易转化为交通物流、能源资源、文旅融合与要素流动的节点优势。另一方面，多省区交界也意味着生态系统跨界分布更典型，例如山地水源涵养区、黄河流域生态带等，一地治理成效往往会外溢影响周边，对协同治理的要求更高。 同时，交界优势也带来治理难题：边界地区基础设施衔接、公共服务互认、跨省执法协作、产业同质竞争各上更容易出现“断点”。如果协同机制不足，可能导致交通“最后一公里”难以打通、要素流动成本偏高、环境治理责任划分更复杂等问题。 对策——以跨区域协同机制提升“交汇点”综合效能 受访业内人士建议，多省区交界城市应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框架下更完善跨省区合作机制：一是加强交通与物流通道的一体化规划，推动干线联通与节点集散能力同步提升，减少“省界瓶颈”。二是围绕生态安全格局，建立跨界河湖、山地林草与风沙源治理的联合监测、联合执法和生态补偿协同安排，推动由“各管一段”转向“共治一域”。三是推进公共服务协同，在医疗、教育、文旅、应急救援等领域探索更高水平的互认与联动，提升边界地区群众的便利度与获得感。四是引导产业错位发展，依据资源禀赋与市场半径形成跨省区产业链分工，减少低水平重复建设。 前景——从“地理巧合”走向“战略支点” 业内观察认为，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加快，承德、榆林这类多省区交界城市的功能定位将更清晰：承德可在生态涵养、文旅融合、绿色产业和承接疏解中发挥更大作用；榆林则可在能源化工转型升级、现代煤化工高端化、黄河“几字弯”区域生态治理与通道经济中增强枢纽能力。未来，谁能更早把“边界”变成“接口”，把“交界”变成“平台”，谁就更可能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形成优势。
承德与榆林的独特案例，表现为我国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之间的深层互动。在区域协调发展不断推进的背景下，这些“多省通衢”地区的探索实践，不仅为边界地区治理提供了可参考的样本，也从空间层面折射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其经验有望为行政区划与经济地理的现代关系提供新的理解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