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新报告再次把“自然保护投融资缺口”置于国际公共议程。
报告强调，气候变化、生物栖息地丧失与环境污染相互交织，已从生态问题演变为发展问题、经济问题与安全问题。
自然系统一旦被持续透支，将引发水资源紧张、粮食与能源体系波动、灾害风险上升等连锁反应，进而抬升社会治理与公共支出成本。
问题方面，报告以资金对比揭示矛盾：一边是对自然造成负面影响的投入规模庞大，2023年相关资金高达7.3万亿美元，化石燃料补贴等仍占重要比重；另一边是用于修复与保护自然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投资仅约2200亿美元，远不足以支撑各国在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维护生态系统稳定方面的现实需求。
报告提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到2030年此类投资需提升至每年5710亿美元，用于保护关键栖息地、提升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并增强气候韧性。
原因方面，资金配置失衡的背后是多重因素叠加：其一，短期经济回报与长期生态收益存在时间错配，部分投资更倾向于快速变现项目而忽视生态外部性；其二，生态资产价值核算与信息披露体系仍不完善，自然相关风险难以被充分定价，导致资本对自然正向项目的识别成本较高；其三，政策激励与监管约束不足，一些对自然不利的补贴、税收与融资规则仍在延续，形成路径依赖；其四，跨境资金进入自然修复项目面临标准不一、项目储备不足、收益机制不清等障碍，限制了投资规模化。
影响方面，若资金继续向高排放、资源高消耗领域聚集，将进一步加剧生态退化，降低生态系统对极端天气的缓冲能力，增加洪涝、干旱、热浪等灾害的发生频率与损失强度；同时，生物多样性下降会削弱授粉、土壤保持、病虫害调控等生态服务功能，影响农业生产稳定和公共健康安全。
对企业而言，自然相关风险也将通过供应链中断、原材料价格波动、合规成本上升等渠道转化为经营风险，进而影响宏观经济韧性与金融稳定。
对策方面，报告提出的方向指向“重塑资金流向”和“释放投资潜力”。
一是各国政府需完善政策工具箱，通过调整补贴结构、改革税制、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和环境标准，把对自然的负外部性纳入成本约束，逐步压降对自然有害的资金支持。
二是金融机构应强化自然相关风险管理与信息披露，将生态影响纳入投融资决策，发展与自然修复相匹配的金融产品与长期资本安排，提高资金进入自然项目的可预期性。
三是企业需把生态保护融入经营战略与供应链管理，围绕水资源管理、土地利用、森林与海洋生态保护等关键领域提出可核查、可追踪的行动路径。
四是提升项目端供给能力，通过统一或互认评估标准、加强数据监测与第三方核证，形成可复制、可扩展的项目库，增强社会资本参与意愿。
前景方面，报告强调自然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非对立。
全球近一半经济活动高度依赖自然资源，这意味着对自然的投资不仅是环境支出，更是面向未来的风险对冲与发展投入。
在各国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强化灾害韧性建设的背景下，“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有望在城市防洪、海岸带防护、流域治理、退化土地修复等领域获得更广泛应用。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提出，“要么投资于破坏自然，要么推动其恢复”，这一判断折射出国际社会对资金方向选择的紧迫感。
未来一段时期，能否在政策、金融与产业层面形成合力，把更多资金从“损害自然”转向“修复自然”，将成为衡量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的重要标尺。
自然资本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价值远超传统经济核算范畴。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再次提醒世人，保护和恢复自然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须项。
全球经济体系需要进行深刻调整，使资本流向与生态需求相适应。
这既是应对气候危机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必然选择，也是确保人类长期繁荣的理性决策。
各国政府、企业和国际组织应携手行动，加快推进全球金融体系改革，让每一笔投资都成为保护地球、造福未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