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全球经济走向，近日姬塔·戈皮纳特在英国《金融时报》刊文发出警示：当前全球增长数据表面稳定，容易掩盖贸易摩擦与政策摇摆带来的深层损伤。
她认为，2025年或成为“在不被察觉中改变环境”的节点年份，真正的代价并非即时呈现，而是在随后数年逐步显现，届时纠偏成本更高、难度更大。
问题：表面稳增长与深层风险并存。
文章指出，尽管多家国际机构对全球增长的预测与一年前大体相近，但美国在2025年将关税水平推至近百年高位，叠加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使全球贸易与投资环境发生系统性改变。
增长预测的“相对平稳”不意味着风险消退，反而可能导致市场与政策层面对长期隐患反应不足。
原因：结构性冲击具有滞后性与隐蔽性。
戈皮纳特引用历史经验强调，结构性损害往往不会立刻体现在宏观数据上。
以英国“脱欧”为例，公投通过后短期经济冲击有限，但多年后被认为相较原有发展轨迹出现6%至8%的规模缺口。
其启示在于，制度与政策环境的变化会通过投资预期、产业链布局、创新扩散等渠道缓慢渗透，一旦形成路径依赖，再想逆转往往事倍功半。
影响：关税成本逐步向美国国内与全球链条扩散。
文章认为，美国关税的直接冲击尚未全面显现，但其成本已在累积。
研究显示，关税成本大部分由美国企业吸收，部分再向消费者转嫁；即便如此，也足以抬升通胀水平。
文章估算，关税本身使美国通胀率上升约0.7个百分点，并使美国家庭年均实际收入减少约600美元。
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企业此前通过“提前进口”等方式形成库存与采购节奏的缓冲，短期内延后了价格传导；但随着缓冲逐渐消退，更高比例的成本可能在随后阶段进入终端价格与企业投资决策中。
戈皮纳特据此判断，关税的负面效应可能在2026年更为明显，并通过需求走弱、企业利润承压、资本开支延后等方式进一步影响增长动能。
对策：以政策协调降低碎片化风险、修复预期锚。
文章最后提出关键命题：2026年能否成为“纠偏之年”。
其核心在于主要经济体能否在贸易规则、产业政策与宏观政策沟通上形成更强的协调与可预期性。
一方面，应通过对话与机制安排减少政策突变对市场预期的冲击，降低不确定性溢价，稳定跨境投资与供应链布局；另一方面，需要警惕关税与反制措施相互叠加导致的“碎片化锁定”，避免全球分工效率下降、创新扩散受阻与成本长期上移。
同时，面对通胀与增长之间的权衡，各经济体也需提高政策透明度与一致性，避免在货币、财政与贸易政策上相互掣肘，形成“外部冲击—内部收缩—增长下台阶”的循环。
前景：关键在于把握窗口期、减少长期损害固化。
戈皮纳特的判断指向一个更广泛的趋势：在地缘政治、产业链重构与技术竞争交织的背景下，全球经济正从“效率优先”的一体化逻辑，转向“安全与韧性”更受强调的新阶段。
若各方将短期博弈置于长期合作之上，贸易壁垒上升、规则碎片化加剧将推高全球生产成本，压缩潜在增长空间，并在中长期对就业、收入分配与金融稳定带来外溢影响。
相反，若能在规则与预期上重新建立稳定框架，长期损害仍有望被控制在可管理范围内，全球增长也更可能维持韧性。
全球经济治理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
戈皮纳特的预警揭示了一个核心命题：当短期政绩与长期发展规律相悖时，真正的智慧在于穿透数据表象，识别那些“看不见的断层线”。
历史将证明，保护主义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盾牌，而是制造更大问题的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