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尘封的文化瑰宝 二〇二〇年九月，西昌羊角坝清真寺日常维保中发现一部布面泛黄、边缘磨毛的三十卷本《古兰经》。经册长二十三厘米、宽十八厘米、厚二厘米，装帧考究，现存二十七卷。翻开第一卷中缝，墨迹仍清晰可辨：“云南大理府南门里沙崇岳业。”这行题记成为追溯其来历的第一条线索。 根据第十八卷内页的阿拉伯文记载，这部《古兰经》由大理阿訇亲笔手抄，距今已有百年乃至更久。记载称，经册曾遭遇洪水落入水中，却如木板般漂浮，最终得以保全。经文末尾又补注：“若有人欲诵读本部《古兰经》，清点时为二十九本，诵读时却有三十本。”这个记录首次以文字固定了“水火不侵”“漂浮木板”“二十九变三十”等传说，为后世留下了难得的见证。 从大理到西昌的信仰之旅 根据沙氏家族家谱记载，沙崇岳是这部经册的重要传承者。家谱中的韵文写道：“沙崇岳祖走云南。大理师祖保心鉴，降龙伏虎显手段。他写天经三十卷，能避水火镇家院。黑漆经箱装成器，岳祖亲身背回川。”沙崇岳在大理南门里清真寺附近开设小铺，花重金从保心鉴师祖处“购请”此经。三十二岁时，他背着黑漆经匣踏上回川之路，翻山越岭，将这份信仰带进凉山峡谷。 关于经册的成书年代，学者结合多项线索进行了考证。家谱中“嘱至此经永乐六年事”的记载，指的是沙崇岳到大理“接经”的年份，并非抄写时间。永乐六年为一四〇八年。考虑到路途耗时与经册既有损耗，沙崇岳带回西昌时，这部经可能已流传近百年。第十八卷内页阿拉伯文落款写有“经三年整理在星期六完成”，若为保心鉴书写耗时三年，则整部经完成时间约在一四一一年前后，与沙氏家族口述史相互印证。综合判断，其成书年代应在明初永乐至宣德年间（一四〇八至一四三五年）。 沙氏家族原居经久合营，九字辈开始分房。沙九岱一支迁往羊角坝后，这部经随之南来，先藏于家中，后捐给清真寺，供阿訇诵读及群众过“乜贴”时使用。数百年流转，羊角坝成为它最后的落脚点。 信仰的精神坐标 在西昌回回社区，“经匣里只有二十九本，一诵读就变三十本”已成口头禅，代代相传。围绕这部经，社区逐渐形成三条约定：经文不得私藏，须公器公用；经文不得外借，遗失需以百金赔还；经文不得贪昧，违者按族规惩处。这些规矩写在纸上、刻在木匣上，也口耳相传，使一部手抄本成为家族与社区的精神坐标。 这部经的发现与保护具有多重价值。文献学上，它是研究明清时期伊斯兰文化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实物；民族学上，它记录了回族群体的信仰实践与文化认同；社区治理层面，它也反映了传统宗教伦理对社会秩序的约束作用。经文中“水火不侵”的记载，一上呈现了信徒对信仰力量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可能对应真实事件。当地老人回忆中确有“洪水来袭、经匣漂走”的片段，虽然年代难以精确核定，但有关情节被写入第十八卷内页，说明并非凭空附会，而是可能源于历史经历。 目前，这部经仍由羊角坝清真寺以木箱妥善保存。随着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增强，建议对这类宗教文献开展更系统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完善保护机制，既确保其物理形态安全，也深入梳理其历史与文化内涵，让这些沉默的见证者继续发挥价值。
六百年的岁月沉淀，让这部《古兰经》成为信仰与历史的双重见证。它不仅凝结于纸与墨，更记录着一代代人的守护与传承。在羊角坝清真寺的晨钟暮鼓之间，经书依旧静默，却以另一种方式提示人们：所谓奇迹，往往来自无数平凡人的虔诚与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