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把时间拨回到甲午战争前后，那会儿正是维新变法的前夜，严复在他写的《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还有《救亡决论》里头，可没少琢磨“自由”这档子事儿。他说了，老百姓生下来就有天赋，能得到自由才算完整。咱们大伙儿都得有自由，各个国家也都得有自由，只要不互相侵犯损害就行。他还说，只有自己先有了自由，才能过得好、进化；得懂得爱别人、克制自己，才能和和气气。这自由跟中国老的想法可不一样。 老祖宗讲的儒家挈矩、道家逍遥、佛家涅槃，那都是修心的事；西方那种自由不光是心里舒服，还得讲天生人权和社会契约。严复一眼就看出这是本质上的区别。他说中国的“恕”和“絜矩”，也就是待人接物时的宽容和规矩，只能拿来对别人；西方那种自由里头藏着个“存我”，其实是为了自己。这两个不一样，差别就出来了：中国重视三纲五常，西方讲究人人平等；中国讲亲亲，西方看重贤才；中国以孝治天下，西方用公理治国；中国尊君，西方重民；中国要求大家一致，西方喜欢住在一起、结成帮派；中国忌讳多，西方喜欢开玩笑；花钱方面，中国重节流，西方重开源；中国喜欢淳朴，西方追求娱乐；接物时，中国讲谦虚，西方讲直爽；学术上，中国夸自己见识多，西方尊重新知识；面对灾祸时，中国觉得是老天爷安排的，西方相信人定胜天。 严复最后得出个结论：“自由”这两个字啊，真是中国历代圣贤最害怕的东西，从来没拿它当正经教过咱们。道家那种自由是消极的，只要心里自在就行；儒家那种是积极的，得管住自己、提高修养。它们都是通过放下自己的欲望去追求道的差别在于：儒家讲的是“理”和“礼”，道家讲的是“气”和“无”。 看看屈原和陶潜的精神世界就知道了。屈原在《天问》里问：“鲧到底干了啥？禹又做成了啥？康回发那么大火，地为啥就往东南倒了？”陶潜写“精卫衔微木”、“刑天舞干戚”，说的也是那股猛劲。儒道释各家虽然给了咱们自由解脱的法子，但因为有礼法和等级在那拦着，根本没法真的超脱现实。儒家的“三纲五常”把礼法规矩加强了，道家和佛家的自由只能在心里头实现。宋明理学更是厉害，“存天理灭人欲”，把外面的规矩都变成了心里头的规矩。 到了明末清初那会儿，受陆王心学还有泰州学派的影响，读书人开始冲破礼教的束缚。王夫之说“理就在欲望里头”，黄宗羲觉得私心也是合理的，顾炎武看重个人利益。这种思想给个人自由腾了地儿，也鼓励大家去做生意、做买卖。可清朝继承了宋明理学那一套正统思想后就不一样了。 康熙乾隆那时候算是封建社会最后的好日子。嘉庆道光年间情况就不好了，内忧外患一大堆，思想上的束缚也就松了点。明朝那时候的个性解放思潮又开始冒头了。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自由”和“民主”的思想在咱中国传得可广了。严复、梁启超、胡适这些人成了宣传自由思想和民主观念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