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3000多年前的商代，中国人已具备饲养野生动物的能力。记者从2025年度河南考古工作成果交流会获悉，考古工作者在安阳殷墟王陵区一批中小型祭祀坑内，清理出土了大量野生动物骨骼及有关遗存。这个发现为研究商代社会生活与文明发展提供了新的实物依据。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潇檬介绍，新清理的祭祀坑出土动物种类多样。经鉴定，骨骼涉及象、圣水牛、鹿、狍、狼、虎、豹、狐狸、鬣羚、野猪、豪猪等多种哺乳动物，以及天鹅属、鹤属、雁属、隼属、雕属等5个种属的鸟类。物种构成显示，商代统治者对野生动物的认知范围较广，饲养对象覆盖陆生与鸟类等不同生态类型。 更关键的证据是，部分动物骨骼的颈部或头部附近发现了铜铃。李潇檬指出，铜铃可作为驯养与管理的标识，提示这些动物并非临时狩猎所得，而更可能来自商王等高级贵族园囿中长期饲养的珍禽异兽。铜铃既便于识别与管控，也反映出当时手工业水平与贵族生活方式。 从更深层看，这批遗存折射出商代社会组织能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世山认为，野生动物的集中出现及较为规范的处理方式，说明商代可能已形成相对稳定的野生动物获取、饲养与管理机制。这意味着商代不仅掌握捕获与驯养技术，也具备相应的组织与制度支撑，离不开分工协作与持续投入。 从文化角度分析，商代贵族饲养野生动物具有多重含义。一上，这反映了统治阶层对自然资源的占有与调度能力，是权力与身份的象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商代人对动物习性有一定了解，能够采取相应的饲养管理方式。祭祀坑中动物遗存的出现，继续说明这些珍禽异兽商代宗教信仰与祭祀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 这一发现为理解商代文明提供了新的线索。它表明，商代不仅在政治制度、军事技术和手工业上发展突出，生态管理与动物驯养上也达到较高水平。这种多领域的发展，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延续与演进提供了支撑，也为研究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
殷墟祭祀坑中沉睡三千年的铜铃再度被发现，不仅让人得以窥见商代王室与自然相处的方式，也映照出中华文明早期对生物资源的认识与利用。当这些可被管理的珍禽异兽的线索逐渐清晰，我们也重新看见那个既能铸造青铜礼器、又能开展野生动物饲养与管理的古老王朝。这项发现提示我们，关于人与自然的经验与传统，在华夏文明的早期阶段已留下清晰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