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作为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豚类动物，长江江豚被视为长江水生生态系统的“风向标”。一段时期以来，航运干扰、渔业活动、岸线开发和水域生态退化等因素叠加，江豚栖息环境压力明显，种群一度快速下滑。科研机构调查显示，江豚数量从20世纪90年代约2700头下降到2017年的1012头，濒危程度加深，保护形势一度十分严峻。如何推动江豚种群从“止跌”走向“恢复”，成为检验长江大保护成效的重要课题。 （原因）江豚衰退的背后，是长江干流水生生态系统长期压力的集中体现：一方面，过度捕捞和不规范渔具长期存，误捕、缠网等风险上升，直接威胁江豚生存；另一上，水域工程和岸线利用改变水动力条件与栖息地格局，部分关键生境破碎化，食物资源结构也受到影响。同时，航运密集带来的噪声、碰撞等干扰，持续影响江豚觅食、繁殖和迁移。近年极端天气事件增多，枯水、洪水等对水体条件的扰动加剧，使本就脆弱的种群面临更高不确定性。 （影响）长江十年禁渔启动后，系统治理效果逐步显现。农业农村部发布会上介绍，禁渔实施五年来，江豚数量持续增长，“母子豚”同游等现象成为生态改善的直观体现。专项调查显示，2022年江豚种群数量约1249头，实现“止跌回升”；到2025年恢复至1426头，呈现“稳中有升”。在武汉段、南京段等水域江豚活动更为频繁，反映出局部生态环境和食物链状况有所改善。从更广视角看，江豚回升不仅意味着单一物种保护见效，也表明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栖息地修复和执法监管正在形成合力，对推动长江生态系统整体复苏具有示范意义。 （对策）在自然种群恢复的同时，迁地保护与人工繁育作为“兜底”手段取得阶段性进展。有关部门对栖息地受损、风险较高的江豚群体实施迁地保护，在适宜江段设立5处迁地保护水域，目前迁地保护群体超过150头，年出生幼豚超过10头，初步形成覆盖长江中下游的迁地保护网络，为未来补充自然种群提供支撑。此外，人工繁育关键技术攻关持续推进，有关科研单位建立淡水鲸豚类精子库，为提高繁育成功率、完善遗传资源保存机制奠定基础。需要看到的是，当前江豚总体数量仍仅恢复到20世纪90年代的一半左右，极度濒危状态尚未根本改变；叠加极端气候频发、人类活动等风险，保护工作仍处在爬坡阶段，必须持续投入、长期推进。 面向下一阶段，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26—2035年）》，提出更系统的措施，突出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并重。重点方向主要包括三上：一是强化自然种群保护，严格规范涉水活动，推进清理残存网具钓具，健全极端天气下的应急救护机制，并研究重要栖息地实施禁限航措施，开展自然河漫滩等关键栖息地生态修复，力争2030年自然种群达到1700头、2035年达到2000头；二是扩大迁地保护群体规模，加快江西湖口迁地保护水域建设，研究推动新建迁地保护水域，力争2030年迁地保护群体达到220头、2035年达到300头，为自然种群补充和特定区域种群重建提供稳定种源；三是加快人工繁育协同攻关，整合科研平台与人才资源，突破繁育技术难点，构建人工繁育全链条技术体系，为扩增人工保种群体、在极端情况下保存关键遗传资源提供保障。 （前景）综合多项指标看，江豚保护正由“抢救性”转向“恢复性”，并迈向“巩固提升”。但要实现2030年与2035年的目标，仍需把禁渔带来的阶段性成效转化为长期治理能力：一上，通过更严格、更精细的水域活动管理减少人为干扰，稳定关键生境；另一方面，以生态修复提升栖息地连通性和食物资源承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预警、救护与科学评估，提升风险应对水平。随着拯救行动计划落地见效，若能在执法监管、生态修复、科研支撑和公众参与等形成更强合力，江豚种群有望保持稳步增长，长江水生生态系统整体健康水平也将继续改善。
长江江豚的命运，关乎的不只是一个物种的存续，也是长江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尺。从濒危到恢复的变化表明，只要坚持生态优先、系统施策，受损生态系统就能够逐步修复。未来十年，随着拯救行动计划深入实施，长江有望再现“江豚吹浪立，沙鸟得鱼闲”的生态景象。这既是对母亲河的守护，也是在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财富，并为全球淡水生态保护提供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