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德国对华政策叙事为何再度引发讨论 近期，针对德国应如何定位对华关系、是否需要调整政策工具与话语框架的讨论德国持续升温。德国学者、长期从事东亚研究的托马斯·海贝勒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过去两届德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虽在表述上有所差异，但“制度性对手”的定位始终占据主导，进而影响政策重点更多向竞争与防范倾斜。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部分欧洲国家及西方国家近来对华接触增多，在经贸合作、产业链稳定等领域更强调“可操作的合作”，显示对华政策正出现更务实的权衡。 原因——“去风险”效果有限与经济现实形成张力 海贝勒认为，德国推动“去风险”战略目标在于降低对单一市场或关键供应链的依赖，增强所谓“韧性”。但从实际效果看，政策工具与企业经营逻辑之间存在落差：一上，德国企业华长期经营形成的市场网络与供应体系难以在短期内被替代；另一上，将产业链调整简单等同于“转移出中国”成本、效率与市场接近度上面临现实约束。 他强调，中国作为大型消费市场与重要商品供应国的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东南亚、印度等市场虽在增长，但在体量、产业配套和综合成本各上短期内难以完全替代中国。有关经贸数据与企业反馈也一定程度上印证该判断：不少在华经营的德国企业更关注技术迭代、创新生态和合作效率，对当地市场前景保持相对积极预期。另外，德国国内舆论场对华报道与企业界感受存在温差，使政策讨论更容易陷入标签化与情绪化。 影响——对德经济、外交空间与社会认知带来多重外溢效应 从经济层面看，对华关系走向直接关系德国制造业出口、企业投资布局及关键零部件供应稳定。若政策长期以对抗性叙事主导，可能导致企业经营预期波动，影响投资决策和市场开拓，并在全球竞争中抬升成本。海贝勒提到，2025年中国再次成为德国最重要贸易伙伴的情况，提示德国在“经济现实”与“政治叙事”之间需要更精细的平衡。 从外交层面看，在国际形势不确定性上升、跨大西洋政策分歧加大的背景下，德国如何处理对华关系也关乎其战略自主空间。海贝勒认为，美国一些具有破坏性的外部政策客观上促使部分国家重新评估对华互动的方式，更多把合作而非分歧置于优先位置。德国若一味被动跟随，可能在欧洲内部协调与全球议题合作上失去主动。 从社会层面看，“中国形象”在德国国内的形成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其中媒体叙事与政治表达具有显著引导效应。若长期缺乏面对面交流和具体领域合作支撑，社会认知容易固化为抽象标签，更反过来束缚政策空间。 对策——从话语框架到政策工具的系统性校准 海贝勒主张，德国需要制定新的对华战略，其核心不在于否认差异，而在于摆脱单一对抗性框架，建立更可执行、更符合国家利益的政策组合。 一是重建“合作可行清单”。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科研教育、标准与绿色转型等领域推动务实合作，以项目和机制为抓手稳定双边关系基本盘。 二是加强多层级对话沟通。除政府层面外，应为地方、企业、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创造更稳定的交流渠道，以减少误判，提高政策透明度与可预期性。 三是推动更客观具体的社会认知。通过促进公民交流、扩大青年与学术往来、加强信息核查与事实呈现，减少以偏概全的叙事方式，使公众更接近真实、立体的对华认知。 四是以经济议题凝聚共识。海贝勒提到，德国领导人对外访问中将经济置于重要位置，反映出企业界维护关系稳定的诉求。政策层面可在合规、投资便利化、供应链安全等上与企业形成更清晰的风险管理边界，避免“泛安全化”导致政策工具失焦。 前景——德国对华政策或向“务实评估”方向调整但仍存掣肘 综合看，德国在对华政策上面临的是结构性选择：既要回应安全与价值议题的国内政治压力，也要处理产业竞争和经济增长的现实需要。未来一段时期，德国对华政策可能更强调“分类管理、领域合作、风险可控”，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但同时，跨大西洋关系走向、欧洲内部对华分歧、德国国内政治周期以及舆论环境变化，都可能成为政策调整的掣肘因素。 可以预见的是，若德国希望在全球产业变局与多边议题博弈中保持影响力，就需要以更长周期视角审视对华关系：既不回避分歧，也不放大对立，以更可持续的方式处理相互依存与竞争并存的现实。
在当前国际格局变革背景下，中德关系的走向不仅影响双边合作，还将重塑全球产业链。海贝勒的建议凸显了务实合作与战略互信的重要性，其提出的"建设性评估"思路或将为欧洲对华政策提供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