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基层治理的“门面”被牌子占满，服务被事务冲淡。基层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单元——是政策落地的末端——也是与群众接触最频繁的前端。现实中，一些地方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等阵地上层层悬挂各类标识牌、责任牌、评比牌，随之而来的还有检查评估、材料报送、表格填报和“留痕”要求。干部的时间被大量消耗在应付性事务上，面对群众诉求反而“腾不出手”，公共服务出现“有场所无功能”“有阵地少温度”的情况，影响群众获得感，也削弱基层治理效能。 原因——权责不清、条块分割与考核导向偏差叠加。牌子之多，不只是视觉拥挤，更反映出治理链条上权责边界模糊：一些上级部门将本应由部门承担的事项向基层下沉，但资源、权限和运行机制没有同步到位，基层在“接得住”和“接得好”之间左右为难。同时，条块分割导致协同不足，单个乡镇、社区往往难以独立调动专业力量和执法资源，遇到跨部门、跨领域的复杂问题时，只能反复协调、层层请示。再加上一些地方仍以材料、台账、留痕作为主要评价尺度，催生“以牌代干”“以表代治”，让形式主义在基层有了落点。 影响——干部负担加重，治理效率下降，群众期待落空。基层干部长期陷入“填表报数、迎检备查”的循环，工作节奏被动、精力分散，容易出现“忙而无功”。一上，干部难以抽出足够时间协调复杂问题，创新空间被挤压；另一方面，群众关心的环境整治、公共设施维护、矛盾纠纷化解、养老托育等诉求，可能因协同不畅、程序繁琐而迟迟难以落地。更值得警惕的是，服务供给与群众需求错位，会损害基层组织公信力，使治理从“解题”变成“做题”，从“办实事”变成“走流程”。 对策——以制度化减负为牵引，回到实效导向，形成协同治理合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关键于用制度划清权责边界、配齐资源要素、打通协同链条。其一，规范阵地挂牌与事项进驻，明确法定职责与部门职责边界，严控随意增加的标识牌、责任牌和临时性任务，防止以“创建”“示范”“达标”为名的重复挂牌和层层加码。其二，推动权责清单化、流程标准化，压减无效报表和重复填报；能通过数据共享解决的，不再让基层反复提供材料；能现场核验的，尽量减少纸面留痕。其三，优化考核评价体系，突出结果导向和群众评价，减少“以资料论英雄”，把干部从“材料竞争”中解放出来。其四，完善跨部门协同机制，形成“基层发现问题—部门快速响应—问题闭环解决”的工作链条，让基层遇到难题时有抓手、有渠道、有支撑。 在协同治理上，河北曲阳县推行的“乡镇吹哨、部门报到”机制提供了实践参照。该机制以基层需求为起点，由乡镇、社区针对群众反映集中的难点问题发出“哨声”，涉及的职能部门主动下沉、协同处置，实现力量向一线集结、资源向问题聚焦。相比过去“反复协调、层层审批”的路径，这种联动方式有助于打破条块分割，提升响应速度和处置效率，也推动基层干部从“有心无力”转向“有心有力”，把更多精力用在统筹服务、组织群众和推动落实上。 前景——从“减负”走向“增效”，以治理现代化提升群众获得感。为基层减负不是简单做“减法”，而是为了在治理效能上做“加法”。随着权责更清晰、数据共享更充分、协同联动更顺畅，基层工作的重心有望从“应付检查”转向“解决问题”，从“以痕迹证明做了”转向“以成效证明做好”。同时，基层干部可以腾出时间深入走访、倾听诉求、化解矛盾，治理方式将更贴近民生、更具韧性。可以预期，围绕减负增效的制度建设将继续完善，推动形成长效机制，避免“整治一阵风、反弹再加码”的循环。
基层是我们党执政的基础，也是人民群众生活的直接场景。摘掉形式主义的“牌子”，扛起为民服务的“担子”，既是为基层干部松绑，也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应有之义。通过制度化改革创新，建立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基层治理体系，才能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用在为群众办实事上，让人民群众在基层治理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这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