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907年至978年）是五代十国时期的重要政权，其统治范围涵盖今日苏南、浙江及福建东北一带。这段历史时期，苏州作为仅次于杭州的重镇，见证了钱氏家族的治理实践，也由此获得了独特的历史文化特质。 苏州与吴越国的渊源始于后梁开平三年（909年）。吴越王钱镠派军夺取苏州后，令第六子钱元璙驻守，任中吴军节度使。同年，苏州南部松江西边分出设立吴江县，"吴江"二字自此成为正式的行政区划名称，标志着苏州行政体系的重要调整。钱元璙及其后代在苏州经营数十年间，延续吴越国"保境安民"的国策，将此理念贯彻到城市治理的各个上。 民生发展与水利治理是钱氏治苏的重要内容。吴越国设置专门的水利治理机构，疏通河道、清淤除草，并在常熟一带设置闸口，按时开启关闭以应对旱涝灾害。这些举措使得五代时期苏州的农业生产得以稳定发展。另外，苏州的手工业与商业也表现为繁荣景象。纺织、造纸、金银玉器加工等产业已达全国领先水平，1957年在虎丘塔三层发现的秘色瓷莲花碗即为明证。饮食文化同样丰富多彩，"玲珑牡丹鲊"等名菜享誉一时，"吴酘"酒因其清冽品质成为流行饮品。最热闹的商品交易市场则位于今日乐桥一带，反映了当时商业的活跃程度。 园林营造是钱元璙对苏州最为深远的影响所在。他在苏州城南约今书院巷一带营建了占地约200亩的南园，开创了苏州大规模人工造园的先河。园内设有三阁、八亭、二台，通过凿池构亭、聚奇石、植名木等手法，形成了"绿水环园，亭榭隐现"的景致。这种以水池为中心、缀以建筑山石花木的布局方式，以及所追求的天然意趣，对后世苏州诸多名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奠定了苏州园林城市的文化底色。 虽然南园毁于战火，但其文化遗产并未完全消散。北宋时期，范仲淹任苏州知州，在南园故地创办府学，开创了地方官学与文庙合一的制度，使文风得以延续。诗人苏舜钦罢官后流寓苏州，以四万钱购地建沧浪亭，自号沧浪翁，将个人情志寄寓于园林之中。今日沧浪亭、苏州文庙、苏州中学所在的区域，大致涵盖了南园的旧址范围，含有这段历史的文化记忆。钱氏后人同样热衷造园，钱元璙次子钱文奉建有"东圃"，位置在今苏州大学本部附近；景德路上以湖石假山著称的环秀山庄，其前身亦被认为是钱氏所建的"金谷园"故址。 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也是钱氏治苏的重要成就。922年，钱元璙命人重修苏州城墙，改用夯土为墙心，外侧包砌砖石，这是苏州有明确记载的首座砖石包砌城墙，其筑城技术为后世所沿用，表明了当时先进的城市建设水平。 矗立在城西北虎丘山巅的虎丘塔，是吴越钱氏历史的又一重要见证。公元959年，钱文奉主持修建了这座佛塔，初名"云岩寺塔"。塔名"虎丘"的由来与地名演变密切对应的——浒墅关原名"虎疁"，唐代因避唐高祖李渊祖父"李虎"之讳改为"浒疁"，吴越国时期又因避吴越王钱镠之讳改名"浒墅"，这若干变化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政治考量与文化特征。 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中吴军改为平江军，这标志着苏州称号的重要转变。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弘俶"纳土归宋"，避免了战乱带来的疾苦。也因此，北宋初年编订的《百家姓》中，"钱"姓紧随皇姓"赵"位列第二，钱氏由此成为江南的名门望族。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穆、钱钟书等杰出人物都出自此脉，在苏州同样活跃着众多钱氏后裔，如太仓钱氏、光福钱氏、奚浦钱氏、常熟钱氏等。
一座城市的现代性，既来自当下的建设，也来自对自身来路的清醒认知；吴越国经略苏州的故事之所以仍能引发共鸣，正在于它把"安民、治水、兴业、崇文"的选择写进了城市的形制与气质。把历史讲准确、讲完整、讲出逻辑，既是对先民经验的尊重，也是面向未来的文化自信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