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先来说说这位被叫做清华“永远校长”的梅贻琦。这老爷子当年从《游美同学录》里头开始露面，名字跟前头的周诒春、颜惠庆他们并列一块儿，但最后把这个位子坐到底的只有他。 1919年那会儿，巴黎和会那边太不讲理，中国那点正当要求全被拒了。到了5月7日，欧美同学会在北京开了个急会，大家一商量，把他推出来做了那12位去使馆喊话的代表之一，这也算是他开始露脸干公共事务了。 这老先生到了1936年，《京报》还预告过北京欧美同学会的年会呢；1947年他又被选成理事、常务理事。抽签定了两年任期，这早年在社团里的履历，现在好多人都不知道了。 到了1931年的那个烂摊子上，清华连着换了仨校长都没消停。政府一纸令下，52岁的梅贻琦从他的老同事那儿，也就是南开中学的背景出发，摇身一变成了清华的终身校长。 他上任的时候讲了两句话：“办学校嘛，一是研究学问，二是培养人才。”虽然没吹什么牛皮，但这两句话定了后面十七年的调子。 他上任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换血”。梅贻琦亲自挑老师，看人不看学历看本事：华罗庚当时也就个初中文凭吧，硬是被破格聘成了助理；陈寅恪那身布衣旧装，也是经他力荐才进去的。加上闻一多、朱自清还有俞平伯，这才凑成了后来所谓的“清华四大导师”。1936年的师资名单上，潘光旦、冯友兰、朱自清、陈寅恪、闻一多、金岳霖、吴宓这些响当当的名字都在列。 正是因为阵容太豪华了，“大师论”才在清华园里慢慢传开——“所谓大学嘛，不是说有多好的大楼就是大学，是得有大师才行。”这句名言后来好多人都在用，其实源头就在梅贻琦这儿。 抗战之前国民党想搞那个什么“党化教育”想往高校里头钻。梅贻琦借着蔡元培在北大搞的“教授治校”的老规矩，也在清华玩起了“民主治校”：设了评议会让教授占多数；校长这角色就像个穿黄袍的配角一样。这么一来，他这位“寡言君子”就把舞台让给了各位大师。尽管外面闹腾得厉害，清华园里头的学术自由还是没断档。 梅贻琦反对学生太早走专业化的路子：他觉得大学应该培养“通才”，专门的人才交给专科院校去做。他也很看重德育和体育这块儿，“野蛮其体魄”和“文明其精神”得一块抓。他还主张各学科互相配合、交叉融合，学生才能在广阔的地基上自由生长。 抗战那阵子战火连天的，大家跟着南迁到了昆明。那时候的日子可真苦啊，茅草盖的房子、泥巴垒的墙。梅贻琦跟夫人韩咏华住在简陋的平房里，生活费都是靠夫人推个小竹篮去卖“定胜糕”才凑出来的。政府拨下来救济学生的钱他一分不要；龙云想把子女塞到联大附中去念书也被铁面拒绝；女儿梅祖芬落榜了跟龙云孩子同卷同批考试也没通融。 解放后他去了台湾，庚子赔款这笔钱当时可是块“唐僧肉”。有人劝他拿这笔钱盖大楼或者买设备他摇头——“钱得花在清华大学上”。直到台湾清华大学成立了以后，他才动用本金去买科研仪器、资助寒门学子。病重住院的时候连药钱都不够付了；等去世以后还是靠校友募捐才安葬的。 有一回家里人翻出了他贴身的那个黑色皮包里头装的都是一摞摞的账本：每笔支出、每次转账都清清楚楚写着。没支票也没存折只有对清华的那份赤诚和执念。 1948年冬天他在台北病逝了。按他的遗愿葬在了台北阳明山的梅林墓园里头——山风呼呼吹松树涛声阵阵响。 生前选好的那块地现在花果飘香的像个沉默的老头一样守望着清华园呢。 现在你走进清华园看看石门还挺古朴的荷塘月色的景色也没变仿佛还能听见那位寡言君子轻声的一句：“当官不在于话多不多关键是看你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