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以为只有现在的咱们爱上网起昵称，古人那时候可比咱们玩得还花哨。虽说名字是爹妈给的，可号这东西全凭自己定，书房、住处都得取个雅号，简直就像是在虚拟世界里买房似的。明代那个文徵明就吐槽过，说自己书房盖得比真房子还多。你看那一间茅草屋，前墙刻着“松风阁”，后墙写着“白云深处”，心理满足感绝对比保暖强多了。现在听着像是句“口嗨”，但那时候的读书人确实是让精神先飞了起来。 像冯梦龙在《笑府》里讲的那个笑话一样，有个富翁不识字。朋友写信想借匹马，信里写“生偶他往，告借骏足一骑”。结果富翁一看这封信，直纳闷：“我这双脚怎么借呢？”旁边的人一解释，原来是把马叫“骏足”。富翁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动物也能有代号！”你看这代称一旦用错了，雅和俗之间就隔着笑点呢。 这种给自己取个号的行为，其实更像是一场成年礼。朱亚夫编了本《中华名人书斋大观》，差点把古今斋号都一网打尽。咱们平常人哪有这么大本事啊，也就只能挑些即兴又好玩的——它们就像私酿的小酒一样，能偷得半日闲。 主席当年给柳亚子题的“上天下地之庐”，既解嘲又带着笑意，瞬间就把柳氏给逗乐了；还有西南联大那会儿的闻一多老是埋在书堆里不出来，郑天挺劝他“何妨一下楼？”这一下子把众人都逗笑了。 弘一法师晚年自称“二一老人”，把“一事无成人渐老”和“一钱不值何消说”凑一块儿自嘲；张伯驹为了宝贝杜牧的《张好好诗卷》，就管自己叫“好好先生”。 邓散木因为诗词书画印都能拿得出手，就起了个“三长两短斋”。苏白也在青岛旧居住过，觉得地势高低随山就势，“不三不四”倒成了自然写照。 聂绀弩藏了四大名著的珍本，黄苗子就取了个“三红金水斋”的名字。我当时建议不如叫“三瓶水楼”，茶水墨水都有备着多接地气。 贾平凹的书房叫“凹凸斋”，还挂着块“大堂”的匾，被人笑称是“大堂经理”。陆康天天写字干脆直接刻了个“写字楼”的牌子，把办公文化都搬进文人空间了。 车鹏飞先生的斋号叫“迟悟斋”，我说不如改成“迟悟庐”。结果在上海话里听起来像“乳腐卤”，读着让人喷饭。 古人用斋号给生活做注脚，咱们现在也是用头像、封面这些东西来替自己说晚安。下次起名前不妨想想：要是把这名字刻在印章上挂在门楣上——你读完会不会会心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