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很多人终于松了一口气。那会儿的纪登奎正像没风的船一样悬在半空，后来风向一变，他公开表态支持，结果还是被老一辈批评对极左思潮态度暧昧，影响团结。那是在1980年的春天，心力交瘁的他就给中央递交了辞呈，理由只有一句：“不堪重任。”批件很快下来，他成了建国后第一个主动辞去副国级职务的高层。当时他五十七岁，正是干事业的年纪。离开官场后，他被安排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当研究员，工资还按正部级发着。没事他就想上大学讲课、写本回忆录。可惜还没写成，1988年盛夏突发脑溢血走了，享年六十五岁。手稿写到“1955年许昌夏收”就停了，成了研究者的遗憾。其实从他28岁起就跟毛主席走得近了。1951年4月那天特别冷，毛主席南下坐火车到了许昌，非说要停车十分钟见人。结果他被匆忙叫上车，衣服上还沾着泥点呢。一进车厢他先敬礼，稳稳当当地坐到对面。毛主席笑着问：“小纪，今年多大？”这么随口一问，两人的缘分就拉到了1976年。 纪登奎1923年生在山西武乡。十四岁那年替父亲送军粮时碰上了八路军宣传队，一下子就被感召去参加抗日游击小组了。到1943年正式入党的时候，他就带着一支驳壳枪和一本破破烂烂的《大众哲学》，家产仅此而已。跟那些从部队出来的干部不一样，他后来几乎一直做地方工作：整匪、剿霸、搞减租、推土改，手里没带过主力师，但硬是把县城一个个打造成了后方稳固区。这种履历在当时挺少见的。 许昌车厢里的对话很短，只有三十分钟。毛主席先是问土改情况，又问宣传工作，最后突然来了一句：“挨过整没有？”纪登奎一点不藏着掖着：“有，两次。”说完了还被接着追问：“整过人吗？”“杀过人吗？”他每问一句都直接把什么时候、因什么事、处理得对不对全说出来。 后来中央派人去许昌暗访核实，发现跟他说的一模一样。同年《人民日报》发了篇大文章《学习许昌地区经验》，他的名字才开始出现在全国老百姓眼前。从那以后他的官路像坐火箭一样：1955年当许昌地委书记，1961年去洛阳，1963年进了河南省委班子里当常委兼秘书长。 到了1964年深秋，陈云来河南检查秋粮征购。汇报会上他拿了两本薄册子递给陈云：“一本交中央，一本留着自己用。”所谓“自用”，其实就是基层的真实产量记录。他挺实诚地说：“任务再重也得留够老百姓吃饭的口粮。”陈云听完放下茶杯说了句：“你这人不简单。”会后“两本账”在北京被反复说起，他就有了个“实事求是”的标签。 1967年春节前毛主席回南经过郑州时看见他就喊：“老朋友，你来了。”这一声在那个政治味儿重的年代就像一张保命符。那次全国大动乱他虽然受了点冲击但保住了位子，全靠这一声称呼撑腰。九大开会的时候他被安排在最后发言。毛主席向全场介绍：“这是我的老朋友纪登奎，长期在河南工作。”掌声响了半分钟。会后中央好几次请他进京当官都被他拒绝了。 直到主席开玩笑说：“长工不愿当，短工总得帮帮忙吧。”他才答应下来，搞了个“北京、河南两头跑”的活法，兼任国务院副总理。不过那股年轻时的果敢劲并没能一直持续下去。1971年8月毛主席在武昌找河南的人聊天时特意问了纪登奎对“反复旧”的态度。回来的报告说他对造反派批评得不够狠。毛主席想了半天轻声说：“这人，还要再看。” 从这以后华国锋在主席心里的分量就慢慢超过纪登奎了。等到毛主席去世后处理“四人帮”成了新领导的第一件大事。1976年9月到10月间华国锋跟政治局的人商量了好多回。多数人觉得要快刀斩乱麻赶紧办了，纪登奎却主张区别对待。这种谨慎在当时听起来特别刺耳。 华国锋就把他排除在外了。直到“四人帮”被捕后他才公开表示支持。 回望纪登奎的一辈子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个“直”字：说话直来直去、做事直来直去、为人也直来直去——在他风光的时候这让他出了头；但到了风向变了的时候同样的性格又让他落了单。历史从来都不给简单答案不过他的遭遇提醒我们：能不能一直保持那份坦诚有时候比能不能升职更难也更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