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光靠讲大道理没多大用，得学会用真金白银说话。就拿垃圾分类来说，光吆喝不办事效果差得很。2020年北京这一招管用，只要把垃圾分类做好，就能减免处理费；要是分类不到位，得自己多掏钱。结果这半年下来，大家的准确率从不到30%一下飙到了75%以上。 实实在在的好处比空喊口号管用多了。新加坡搞拥堵费，就是对不同时段进市区的车收不同的钱，把高峰时段的车流给压下来了。伦敦早在2003年就用了类似的法子，市区车流量立马少了15%，空气也好了不少。 这就叫趋利避害，谁不想省点钱呢？贵州省遵义市在扶贫时没直接发钱，而是弄了个产业扶持基金。只要农民搞特色农业种茶叶或药材，就能领阶梯式奖励。这下农民干活的劲儿足了。到了2022年底，参与的贫困户平均收入涨了40%，比发钱强太多了。 这不是说不要讲道德了，道德是管长远的。两者得结合着用：用经济政策框定规矩，用道德教育让人心里服气。就好比禁烟得把烟草税提上去再加上健康宣教才行。 政策力度得刚刚好，太小不管用，太大又会让人反感；规矩不能老是变来变去；执行必须公平透明。还得有一套好的监测体系随时调整毛病。韩国搞垃圾收费时就走过一段弯路：从按户收到按量收。 上市公司付钱让会计师审计自己的财报这事儿有问题。审计机构要挣人家的钱，要是实话实说，人家换一家事务所怎么办？为了钱就容易跟被审单位穿一条裤子。别低估人会为了钱干什么！指鹿为马就是因为利益嘛。 设计制度得想明白利益在哪才是好制度。得让作恶付出大代价，让行善变得容易。凡是监督和被监督的人有利益牵扯的制度都不行。我建议证监会每年随便抽几家公司查账。没被抽到的可以不查；被抽到的由证监会指定事务所去审。审计费让证监会代收转交不能私下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