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全的经历实在是太让人唏嘘了，四十五年当官，真正待在朝堂上的时间连四年都不到，大半辈子都是在家过日子。但他的人生轨迹仿佛被朝廷按了暂停键，虽然不断被革职，却能在每次回去后都把自己的学派推向一个新高峰。 最初的二十天几乎是每个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经历。四十五年有四次仕宦生涯，每次时间都很短，就在他好不容易混到通政司右通政的时候，遇到了客氏和魏忠贤这一对儿。熹宗虽然收回了成命，结果客氏一哭二闹三上吊，皇帝又心软了。刘宗周看不惯，直接上疏弹劾客氏，还把魏忠贤的本名魏进忠给点了出来。这可惹恼了阉党，魏忠贤在后面一撺掇，皇帝就让人把他廷杖六十下，还把俸禄给停了。没过多久他又交了一份奏折，结果被人篡改了内容变成“藐视朝廷”，这就把他第一次给革职为民了。 到了崇祯当政的时候情况也好不到哪去。皇帝在文华殿召见他，想听他说说怎么治病。刘宗周不仅没拍马屁，反而直戳心窝子：“天下并不缺人才，只是求治太急、用法太严、进退太随意。”这话一说出来，崇祯脸色铁青。他立刻递了辞呈想离开，结果在路上又交了份《身切时艰疏》。这份折子又被人改了一下给呈上去了，这回崇祯大怒：“比私乱政”，第二次被革职了。 最狠的一次是崇祯十五年第三次启用他的时候。刘宗周居然当着皇帝的面说：“十五年的事都办砸了才导致今天的局面。”崇祯想搞点“苟且之政”补补漏洞，刘宗周摇头说：“这不是长久之计。”第三次直谏直接换来第三次被革职。这一回他彻底跟朝廷“割席”了，再也不想回去做官了。 离开政坛后他就彻底回到了讲坛上。第一次被革职回到绍兴蕺山时就在天启五年开讲了会，虽然后来因为党祸停了一段，但这段时间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从程朱理学转向了阳明心学。 到了崇祯四年的时候他和陶奭龄一起办了个“证人社”，结果俩人学术路线完全不一样：一个强调“慎独”、一个主张“不用工夫”。弟子们也分成了两派吵得不可开交，一年后社散了。信陶奭龄的人跑到白马岩居去了；信刘宗周的守着阳明祠没动。这就把蕺山学派给正式分野成了两派。 分裂后他就开始埋头写书了，《人谱》定稿后的宗旨只有“慎独”和“诚意”两个字。弟子陈确发现老师把《大学》里的“诚意”改成了“慎独”，这就把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彻底分开了。 后面的情况就变得更复杂了：程朱路线的有张履祥、刘汋、吴蕃昌这些人；独树一帜的是陈确；心学路线的是黄宗羲。王汎森总结说蕺山学派“一分为三”，各自拿着旗子不撒手。姚名达也说只有黄宗羲最能传老师的道。 最后南明弘光元年清兵攻破南京和杭州后，潞王投降了清朝。刘宗周绝食二十天不肯吃清朝的饭，临终还念叨着“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他这一辈子的经历虽然跌宕起伏，但最后凝成了一句“分义然也”，让人看着心里难受。 不过骨头虽硬思想还在那儿呢：三次被革职四次回家讲学；官场失意让学派在争吵中走向了高峰。《人谱》里的“慎独”、“诚意”现在还能在书院里听到回响；黄宗羲等弟子把师门思想推得更远了。刘宗周用一生证明：骨头可以断但思想能在讲坛上发芽；个人命运可以悲壮但学术之路能穿越时代继续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