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领域矛盾纠纷，往往牵动家长焦虑、教师压力与学校管理边界，若处置不及时、不规范，极易由“小摩擦”演变为“大争执”，进而影响校园秩序与社会预期。
兴化市教育局近年来围绕“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的目标，将诉源治理作为教育系统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抓手，探索形成覆盖教育全领域的纠纷预防与化解体系，为教育安全稳定夯实基础。
问题：教育诉求“多而杂”，过去容易出现“找谁办、怎么办、办到哪一步”不清晰。
一些群众在面对学生管理、师生权益、家校沟通、校园安全等问题时，往往跨部门反复咨询，甚至出现重复反映、越级反映。
与此同时，部分矛盾具有情绪性强、对立点多、证据链不完整等特征，单靠传统信访办理或学校单线沟通，难以兼顾速度与公信力，增加了纠纷升级的风险。
原因：一是教育领域纠纷涉及主体多、链条长，既有学校治理问题，也有家庭教育观念差异、社会情绪传导等因素叠加；二是基层学校在调解、心理疏导、法律释明等专业能力上存在结构性短板，导致“能解释但难共情”“能安抚但难定分止争”的情况时有发生；三是部分诉求并非纯粹教育事项，而是与拆迁补偿、生活保障等民生问题交织，如果缺少有效分流与协同，容易把教育系统推入“兜底式承压”。
影响：矛盾若长期积压，不仅消耗学校和行政部门精力，还会损害群众对教育公平与治理效能的信任，影响教师队伍稳定和家校合作氛围。
反之，若能通过规范流程和专业介入实现及时处置，就能把不确定性降到最低，把“对立面”转化为“沟通面”，既减轻基层负担，也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安全感，并为更大范围的基层治理积累可复制经验。
对策：兴化市教育局借鉴综治中心“只进一扇门、诉求一站解”的做法，主动对接当地基层治理工作体系，高标准建设教育系统诉源治理工作站，搭建“一站三室”功能架构，设置接待、调解、心理疏导与视频功能空间，推动信访受理、调处化解、情绪安抚、安全佐证等环节闭环运行。
与此同时，工作站引入专业力量，聘请专职调解员，形成较为规范的矛盾化解队伍，提高处理复杂纠纷的专业性与权威性。
在源头预防方面，当地改变“坐等上门”的被动方式，把工作触角延伸到校园和社区一线，推动“变上访为下访”。
例如在重要节点对困难退休教师及遗属开展走访慰问，提前掌握潜在诉求；依托校园网格员常态化排查校园安全、家校矛盾等风险点，建立台账并动态清零。
为提升群众表达与反馈效率，教育部门同步畅通线上渠道，开通留言、咨询、举报等通道，形成“发现更早、响应更快”的工作机制。
在规范办理方面，围绕“谁主管、谁负责”“首接负责”等原则，明确登记、流转、核查、办结与反馈的时限要求，推动事项在限定时间内形成闭环。
对于复杂疑难问题，推动调解方式从“就事论事”向“释法明理与疏导关怀并重”转变，探索以持续沟通、入户走访、领导接访等方式叠加推进，既把政策边界讲清楚，也把群众实际困难纳入综合考量，努力实现程序正义与情感认同的统一。
对非教育领域诉求，工作站加强分流引导和法律援助衔接，推动群众依法依规解决问题，避免矛盾“错位”聚集。
前景：从运行成效看，工作站自2025年运行以来，已累计处理信访2234件次，接待来访群众113批次418人，初信初访受理率达100%，群众满意率超过97%，越级访、重复访同比明显下降。
数据背后折射出一个趋势：教育治理正从“事后处置”转向“风险前控”，从“单点应对”转向“系统协同”。
下一步，随着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不断完善、校园安全治理数字化水平提升、调解队伍专业化建设持续推进，这一模式有望在更大范围内推动教育领域矛盾纠纷“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多支点。
兴化市教育局的诉源治理实践，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基层治理的创新方向。
通过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不仅优化了群众的服务体验，更彰显了教育系统主动担当、为民服务的温度。
这种以人民为中心、以预防为主的治理模式，既是对"枫桥经验"的创造性转化，也为其他地区、其他行业推进诉源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当前，社会治理进入更高阶段，各地各部门应进一步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不断完善诉源治理体系，切实把矛盾纠纷解决在源头、化解在基层，为建设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做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