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中国的新闻界正处于一个极为艰难的时期。在这个年代，邵飘萍和林白水两位报界烈士在1926年的北京菜市口和天桥被枪杀，他们的鲜血还在滴着，这一幕给整个新闻界蒙上了一层阴影。而在这个时候，一位身材瘦削、面色苍白、经常咳嗽的中年文人，把《大公报》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给它注入了一种全新的灵魂。他就是张季鸾。1926年的张季鸾，把这份停刊已久的报纸从天津租界里复苏了过来。在复刊号上，张季鸾写了一篇后来被视为中国新闻职业道德“圣经”的社评。他提出了著名的“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四个字的分量比几吨炸药还要重。他在复刊后的《大公报》上，批评吴佩孚、痛斥张作霖，甚至对正在北伐的蒋介石也敢于提出尖锐的警告。1926年9月1日，在张季鸾的主持下，《大公报》终于复刊了。这次复刊对于中国新闻界来说意义重大。他和吴鼎昌、胡政之组成了中国报业史上最著名的“三驾马车”，共同打造了《大公报》的辉煌。这个时候的张季鸾，是一个典型的“穷措大”，既无万贯家财也无一官半职，身体还不好，患有肺病。但他拥有一支谁也买不走的笔和两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在1926年9月1日这一天，《大公报》终于成功复刊。复刊后的《大公报》在张季鸾的手中迅速变成了一把犀利的匕首。每天晚上他都是披头散发地窝在藤椅里构思社评。他的文章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把军阀政客们虚伪面具撕得粉碎。天津是个军阀混战的重灾区，各路失意政客下野军阀都躲在租界里势力错综复杂。面对各方势力张季鸾凭借高超文字技巧和政治智慧维持着《大公报》独立与尊严。生活上张季鸾把报馆当成家吃穿极其随便有时甚至显得有些邋遢。他对年轻记者非常严厉但在生活上又像兄长一样关怀。1926年的张季鸾每天都要面对巨大压力和风险但他从未退缩过。他深知自己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但依然坚定地走下去。他认为报人的责任不仅仅是记录历史更是要推动历史发展。他坐在天津斗室里目光穿透迷雾看到中国未来走向。他用那支瘦弱的笔告诉世人：在枪杆子面前笔杆子或许会折断但由于它书写的是真理所以它永远不会弯曲。那一年他虽然咳着血但声音却比任何军阀咆哮都要响亮。史量才也在关注着这个大变化。孙中山早年也非常赏识他后来他还做过孙中山的秘书坐过牢（因讽刺袁世凯）尝遍了政治险恶和报业辛酸。吴佩孚与张作霖以及孙中山之间有着千丝万缕关系他们都给中国带来过巨大变化影响深远也影响了张季鸾的选择和行为方式。这次复刊对于中国新闻界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事件在天津租界活成了中国文人脊梁的张季鸾给中国留下了一笔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