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工作长期面临人力紧缺。古籍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包含着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与思想成果。然而，传统校勘主要依靠学者手工比对多个版本，逐字辨识异体字、俗体字，效率很低。以《儒藏》精华编为例，400余位专家耗时18年才完成校勘。这种高度依赖人工的方式，使得即便终身从事古籍研究的学者，也只能校对有限数量的典籍，成为制约古籍保护推进的重要瓶颈。数字技术的引入正在改变这个局面。“识典古籍”智能整理平台通过光学字符识别捕捉古籍笔画细节，自动完成标点分段与版本对齐，并能过滤形近字误差、生成结构化校勘记录，让大量重复性工作实现自动化。据统计，该平台12名编委在不到一年内完成了50种《儒藏》书稿的编纂，效率提升数十倍。“人机协同”的新模式把学者从繁琐劳动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精力用于关键判断与学术研究。古籍整理的参与方式也从“少数人专属”走向更广泛的社会参与。过去，古籍整理多由专业学者承担，公众很难介入。如今，随着门槛降低与平台工具完善，更多人可以参与校勘与整理。“我用AI校古籍”项目启动以来，已有来自全国1450余所高校的2万名大学生和1.7万名社会志愿者加入。更开放的参与机制让古籍保护不再局限于书斋，而成为社会共同参与的文化实践；参与者在贡献力量的同时，也增进了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古籍的价值呈现方式也在变化。传统观念更强调“妥善保存”，而在数字时代，古籍价值更体现在被使用、被传播的广度与深度。“识典古籍”平台已开放4.7万部古籍资源，月活跃用户超过240万人。借助知识图谱等技术，原本晦涩的文献被转化为可检索、可分析、可传播的数字资源，使古籍从“沉睡的文献”变为可持续“活用的文化资源”，让更多人从中获取知识与启发。数字技术与传统文化的融合，也为“守正”与“创新”提供了现实路径。人工智能用于古籍整理，并未削弱校勘学的严谨性，反而因效率提升而更便于落实学术规范；同时，它也没有取代人的判断，而是通过降低门槛，让更多人成为文脉的守护者与传承者。从汉代校雠学的笔墨相传，到当代AI平台的指尖协作，工具在变，但对文明根脉的敬畏与传承初心未变。
从汉代刘向父子校理群书，到今天全民参与的云端校勘，技术变革不断为文明传承打开新路径；当《永乐大典》的朱丝栏在屏幕上清晰再现，当地方志中的水文记录为当代生态治理提供参考，人们愈发认识到：古籍保护不仅是守护历史的“备份工程”，更是激活文化基因的“再生工程”。这场持续推进的数字化变革，正在以更扎实的方式回应“让文物说话、让历史鲜活”的时代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