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城市是我国经济活动最密集的空间单元，也是财政运行和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载体。当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产业转型加快、地方债务约束趋紧，城市如何“稳增长、保民生、防风险”之间取得更优平衡，成为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课题。基于此，城市财经运行的可比性评估与动态监测需求不断增强。 （原因）3月27日，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行的对应的交流活动上，北京大学城市软实力研究院研究团队发布《中国城市财经指数报告》。据介绍，该指数由中国财经报社、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城市软实力研究院联合研发，旨在通过指标体系更清晰呈现城市经济与财政运行状况，为地方治理、财政管理和公共政策优化提供参考。报告以财政收入状况、财政支出状况、政府债务风险和总体经济状况四个一级维度为框架，并设置税收占比、“三公”经费控制、教育科技人才投入、生态环境投入、文旅支出等20个二级指标，力求在“发展能力、保障能力、风险水平、结构质量”之间形成可观察、可对比的评价体系。研究认为，财政收支结构变化、人口与产业重新布局——以及债务风险管控力度差异——是拉开城市间财经表现差距的主要因素。 （影响）从分组结果看，城市财经表现呈现明显梯度与结构分化。 第一组城市整体呈现“高位收敛、结构分化”：成都、深圳、上海、北京等城市位居前列，体现其财政实力、公共服务供给和经济基本盘较为稳固。同时，增长动能结构存在差异——部分城市增长弹性更强，另一些则以稳健见长。研究指出，头部城市的竞争正从“规模与速度”转向“创新能力、财政配置效率与增长结构”的综合较量。在财政空间更受约束的情况下，谁能更高效地把公共资金投向产业升级、科技创新与民生短板，谁就更具持续竞争力。 特大城市组整体保持较强韧性，被视为承接超大城市外溢功能、带动区域增长的重要层级。杭州、西安、济南、苏州、郑州等城市综合表现较突出，显示产业支撑与财政能力相对扎实。组内差异也较明显：一些城市在消费、工业、外贸与创新协同上形成合力，另一些则内需修复、财政自给能力或创新成果转化上仍有短板。这意味着特大城市区域竞争中的位势上升，但要从“承接外溢”走向“主动引领”，仍需完成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关键跨越。 I型大城市整体处于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过渡阶段，分化程度高于特大城市。厦门、常州、宁波、贵阳、合肥等城市表现相对靠前，显示沿海制造业城市与部分中西部省会具备较强活力与调整能力；而部分城市在消费活力、财政平衡或创新支撑上相对偏弱。研究认为，这个梯队普遍呈现“有增长但不稳定、有潜力但不均衡”的特征：既可能产业链调整中找到新增长点，也更容易受到外需波动、房地产调整或财政收支压力的影响。 Ⅱ型大城市分化最为显著，呈现“头部突出、腰部密集、尾部承压”的格局。温州、潍坊、烟台、淄博、开封、南通等城市居前，显示沿海制造业城市和部分区域节点城市仍具较强支撑力。整体看，这一组工业支撑强于消费支撑，财政自给能力差异较大，外贸与消费波动更明显。在宏观环境波动时，过度依赖单一工业周期或外需的城市更易承压，城市财政的逆周期调节能力面临考验。 其他城市组数量最多、类型最复杂，最能体现“特色突围”与“基础薄弱”并存。一些城市在资源禀赋、特色产业或文旅带动上表现突出，但整体均衡性仍不足。研究提示，这类城市并非整体偏弱，而是“长板明显、短板也突出”，在财政基础、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与消费支撑上仍需补齐。 （对策）围绕上述特征，研究建议城市提升财经治理能力应更重结构优化与风险管控：一是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强化预算约束与绩效导向，将更多资金投向科技创新、公共服务短板和提升消费能力的领域；二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提高税源质量与抗波动能力；三是守住债务风险底线，完善地方债务管理机制，统筹发展与安全；四是增强内需支撑，因城施策扩大有效投资与消费，稳就业、稳收入预期，保持财政与经济良性循环；五是推进治理数字化与制度化，提高政府采购、公共服务与财政管理的透明度和精细化水平。 （前景）与会人士表示，相关研究与应用探索有助于回应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展望未来，随着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城市竞争将更强调“韧性、效率与创新”的综合能力：财政可持续性与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将成为衡量城市软硬实力的重要标尺；同时，产业升级、人口结构变化与区域协同将持续重塑城市财经表现。若指数类工具能与政策评估、风险预警和治理改进形成闭环，有望继续提升城市治理的科学性与前瞻性。
城市财经运行既是“家底账”，也是“发展账”；指数的价值不在于简单排名，而在于用可量化的方式提示差距、揭示结构、指明方向。把有限财政资源更多用在增强韧性、提升效率、改善民生与培育创新上，推动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式增长，才能在不确定性中夯实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