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末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曾试图为过热的经济指标"降温"。他用胡琴弦太紧会断的比喻，主张将钢铁指标从3000万吨削减至1800万吨，粮食和水利任务也相应调整。然而这次纠偏的努力并未取得实效。各地在汇报中继续上报高指标，报纸社论也对人民公社的发展前景进行乐观宣传。毛泽东随后意识到，仅凭一张纸难以扭转已经形成的经济运动热潮。
历史并非简单的成败评判，而是关于治理能力如何形成与改进的连续课堂。1959年初围绕经济指标的争论提示人们：当热情与速度成为共识时，更需要制度化的冷静、可核验的数据与可执行的纠偏机制。把发展建立在真实能力与客观规律之上，才能在复杂环境中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