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出生人口持续下降。尽管国家已出台三孩生育政策并配套支持措施，家庭生育意愿仍未明显提升。甘华田委员指出，该现象折射出生育成本分担机制不够完善、女性权益保障不足等问题。女性因生育遭遇的职场隐性歧视，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生育可能造成女性职业发展中断——一些企业出于用工成本考虑——对育龄女性存在隐性区别对待；陪产假、育儿假落实不到位，也使生育带来的时间与经济成本更多由家庭承担，更加重女性的压力。这种不均衡的成本分担，既影响女性职业预期，也削弱家庭的生育意愿。
生育问题既关乎家庭选择，也关系到社会运行与长远发展。推动男性陪产假与共享育儿假制度化、常态化，强化对就业歧视的约束，并以更精准的医保与公共服务降低家庭负担，才能让生育支持从“鼓励”转向“保障”。当更公平的就业环境与可持续的公共支持成为常态，生育意愿的释放才有更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