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秋，一张来自北京《红旗》杂志社的调令送到湖南常德西洞庭农场。官复原职本该令人高兴，但阎长贵却陷入两难。问题不在官位，而在现实：妻子和孩子的户籍怎么办。计划经济年代，城乡户籍像一道高墙，“农转非”手续繁琐、门槛极高。阎长贵的妻儿都是农业户口，若随他返京，必须跨过这道制度关口。就在他为此辗转难眠、甚至准备接受再次与家人分离的最坏结果时，农场书记覃正彦推门而入，说了一句让他当场愣住的话：“你老婆孩子的‘农转非’手续，我替你跑完了。”
这段发生在特殊年代的用人往事——记录了个体命运的转折——也呈现了基层治理者在社会转型中的担当。今天推进人才强国战略，回望那段在制度缝隙中仍然可见的人本温度，或许更能理解：改革既需要顶层设计，也离不开基层的勇气与办法。西洞庭农场的这页历史，正是这种关系的生动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