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我来到中国某个小镇，感受到守着三尺讲台的老师们把青春写进了泥土。他们走进教室，用粉笔缝补着孩子们未来的知识。这背后是他们的身份未被正式承认、工资被砍断的困境。民办教师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天行者》，给这群“编外”先生们“正名”，也记录了他们一生的艰辛。邓有米为了凑齐儿子的体检费，凌晨四点去挑水泥，肩膀被磨出血印；余秀英挺着大肚子为了30元代课金给生产队割稻子，手指被镰刀割出一道弯月；严志远把转正指标让给老伙伴，自己留在“民办”队伍里。这些细节描绘出“转正”对他们来说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小说里最戳心的一幕是严志远独自在操场抽闷烟，烟头明明灭灭像被掐灭的希望。这个时代政策缝隙里的“转正”成了老师们唯一的出口，它关系着乡村教育能否继续下去。《天行者》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是对历史的一次集体忏悔：我们曾把最苦最累的活儿交给他们却忘了问他们累不累。 虽然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民办教师的影子依然存在于今天。今天偏远地区代课老师依然拿着微薄补贴为“转正”窗口患得患失。我们能做的是不让邓有米们再次缺席：让编制不再遥远、工资按时到账、培训跟得上时代，还有孩子们不再因为老师离开而失去一堂课。毕竟教育是接力赛，我们得先稳稳接住这根接力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