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文化建设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如何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可看”走向“可感、可学、可用”，既关系文化传承的连续性，也关乎公共文化服务的普惠性。
北京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开幕前夕的集体采访活动中，市政协委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副馆长苏丹结合一线工作观察提出，非遗不仅是技艺与审美的集合，更是民族情感、生活智慧和价值观念的综合表达。
推动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现实需求，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路径。
问题层面，非遗保护与传播长期面临多重挑战：一是部分项目仍停留在“展示式保护”，观众“看得见”但“进不去”，难以形成体验与共鸣；二是传承链条受到时间、市场与受众结构变化影响，年轻群体参与度不足、学习门槛较高；三是非遗所依托的文化生态在城市化、生活方式变迁中发生重塑，项目与其环境、社区的关系容易被割裂；四是公共传播中存在碎片化倾向，容易把非遗简化为“符号”和“装饰”，忽视其内含的历史脉络与社会价值。
原因层面，这些问题既有外部环境变化，也有供给方式与治理手段的适配不足。
随着大众文化消费模式转向沉浸式、互动式体验，传统的静态陈列难以满足公众对深度理解和参与式学习的需求。
同时，非遗保护涉及多主体协同：传承人、社区、学校、文化机构与市场主体之间的衔接若不顺畅，往往造成“有项目、缺场景”“有展示、缺转化”。
此外，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带来新的表达空间，但如何在技术应用与文化本真之间保持平衡，仍需在实践中持续探索。
影响层面，非遗能否实现“活态传承”，直接影响城市文化软实力与共同体认同的培育。
非遗承载着跨地域、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忆，是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入口。
通过可参与的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非遗能够把宏大叙事转化为个人体验，把“文化自信”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审美选择与价值认同。
对首都而言，这既有助于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质量，也有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构建更具温度的城市文化形象。
在国际传播层面，非遗以其具体可感的生活智慧与审美传统，能够为文明对话提供更易被理解的载体，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对策层面，苏丹介绍，中国非遗馆近年来围绕“非遗与自然”“非遗与社会”“非遗与人类内心世界”三个维度推进展览与社会服务，探索突破传统博物馆边界的路径：一是强化“活态展示”，邀请传承人现场展示与互动讲解，让技艺在现场呈现其工序、工具与审美逻辑，使观众从“旁观者”转为“参与者”；二是面向青少年打造沉浸式体验课程，通过扎染、木版年画等项目的动手实践，降低学习门槛、增强兴趣黏性，推动非遗进入更广泛的教育场景；三是借助数字技术呈现非遗所依存的文化生态，在尊重史实与工艺规律的前提下，提升表达的可视化与传播效率，使非遗从单点技艺走向“人—技艺—环境—社会关系”的整体叙事。
她强调，非遗馆讲述的不仅是美学与文化符号，更包括其背后的环境观念与生活哲学，目标是让公众在可触摸、可参与、可共鸣的体验中理解非遗的价值。
制度与治理层面，委员履职也在为非遗保护“补短板、强支撑”。
据介绍，苏丹近年来持续围绕精准扶持、通识教育等提出建议，包括对特定非遗项目进行针对性支持、推动传统木营造等内容进入市民通识教育体系等。
相关建议的指向在于：一方面以“精准滴灌”方式支持传承与创新转化，避免“一刀切”带来的资源错配；另一方面通过教育体系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联动，扩大受众基础，让非遗在城市生活中形成可持续的传播链条。
前景层面，随着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升级和数字中国建设深入推进，非遗保护与传播将更强调场景化供给、跨界协同与可持续转化。
未来一段时期，非遗馆及相关机构可在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展览+教育+社会服务”一体化运营，形成常态化参与机制；促进非遗与社区治理、文旅消费、绿色生活理念等结合，让传统智慧在现代议题中找到用武之地；完善传承人支持、版权与产品规范、评价体系等配套制度，为非遗在当代社会持续跃动提供更稳定的制度环境。
通过这些探索，非遗有望在更广阔的公共空间里实现从“被保护”到“自生长”的转变。
当非遗从博物馆的玻璃展柜走向市井街巷，当古老技艺在孩童手中被重新赋予温度，文化传承便不再是历史的单向馈赠，而成为现在与未来的对话。
这种生生不息的活力，正是五千年文明给予这个时代最珍贵的启示——真正的传统，永远在创新中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