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水是城乡供水的重要来源，也是维系河湖生态、湿地系统与泉域稳定的基础性资源。长期以来，受气候变化、人口集聚与产业用水增长等因素叠加影响，一些地区地下水开采强度偏大，水位持续下降，导致地表水断流、泉水停喷、湿地萎缩及生态退化等问题，部分区域还面临地下水污染和水资源配置矛盾加剧的风险。如何“看得见、管得住、调得准”，成为地下水治理的关键环节。 问题的根源之一于监测基础薄弱与信息分散。地下水埋藏深、变化慢、影响链条长，单靠零散观测难以准确掌握水位、水量与水质的时空变化规律，也难以为总量控制、超采区治理、补给修复与应急处置提供可靠依据。为破解“家底不清、变化不明、监管不准”等难题，水利部会同自然资源部按照统一布局、分工协作、避免重复、信息共享的原则，于2015年9月联合启动实施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并在2019年实现全面建成运行，2020年完成竣工验收。 工程建成后，一个覆盖全国的国家级地下水自动监测网络基本形成：共建设国家级地下水监测站20469处，首次构建起涵盖测站建设、数据交换与存储、数据治理、产品与应用服务的系统化技术体系，推动地下水监测由“点状观测”向“网络化、自动化、体系化”跃升，实现监测、管理与应用的整体贯通。该体系既服务日常水资源管理，也为地下水超采监管、生态补水成效评估、区域水安全风险研判提供支撑。 影响正在多维度显现。其一，数据底座更加牢固。依托监测网络形成的长期序列数据，为掌握地下水动态变化特征、开展资源评价与承载能力分析提供了依据，也为科研机构与社会公众提供规范化的基础数据和成果服务。其二，产品供给更加常态化。有关部门通过发布《中国水文年报》《中国水资源公报》《地下水动态月报》等成果，持续呈现地下水监测与治理进展，提升管理透明度与社会认知。其三，监管能力大幅增强。全国两万余处国家级监测站点成为超采区管理的“探头”，为发现异常变化、追踪治理成效、核验管控措施落实提供依据，推动地下水管理从经验判断走向数据驱动。 更值得关注的是，监测网络与综合治理相互促进，带动重点区域治理出现积极变化。随着地下水开发利用严格管控、压采节水、替代水源保障、生态补水与涵养修复等措施持续推进，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状况开始好转，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治理区浅层地下水水位平均回升3.76米，深层地下水水位平均回升7.65米。受此带动，京杭大运河、永定河、滹沱河等一批断流多年的河流实现全线贯通，白洋淀等湖泊湿地生态逐步恢复，山西晋祠泉、济南白泉泉群等古泉再现涌流，海河流域曾经“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局面得到根本扭转，显示地下水治理对流域水生态修复具有基础性牵引作用。 在全国超采区面积较大的河北，监测与治理的耦合效应更加突出。该省布设国家级监测站点1561处，并与地下水模型结合，能够按月尺度预测地下水位变化，为地下水位管控的精准调度与定向督导提供支撑，推动管理方式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调控”。通过综合施策，河北地下水已基本实现采补平衡，水位止跌回升，超采区面积减少31%，46个县退出超采行列，显示以监测为牵引、以管控为抓手、以治理为路径的综合机制正在形成闭环。 对策层面看，地下水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控”，也要“补”，更要“防”。一上，应继续强化超采区总量控制与分区管控，压减不合理用水需求，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和产业结构优化，提升非常规水利用与外调水替代能力；另一方面，要以监测数据为依据，因地制宜实施河湖生态补水、地下水人工回灌与涵养工程，统筹地表水与地下水联合调度，提升区域水循环调蓄能力。同时，地下水水质风险不容忽视，应强化监测要素协同与污染源治理，推进地下水环境风险预警与分类管控，避免“量恢复、质受损”。 前景判断上，国家级自动监测系统的完善，为构建现代化水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撑。随着数据治理能力提升、模型预测与业务应用深化，地下水管理有望在更精细的时空尺度上实现“预报—预警—预案—预演”联动，提高对极端天气、长期干旱与用水波动的适应能力。下一步，推动跨部门数据共享、完善标准体系与成果应用，将继续释放监测网络的综合效益，为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生态文明建设与国家水安全保障提供更坚实支撑。
地下水治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监测体系的完善标志着我国地下水管理进入科学化、精准化新阶段。只有将数据优势转化为治理实效，持续保障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才能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