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快速城镇化与生活方式变化的背景下，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传承断层”和“传播乏力”的双重压力；以红河哈尼族传统歌舞乐作舞为例，过去主要依托村寨节庆、农耕礼俗口传心授，但随着年轻人外出求学务工增多，系统学习的时间被不断压缩；同时，传统展演多集中在节庆场景，传播渠道较为单一，难以形成稳定的学习社群和可持续的传承机制。如何让非遗既守住本真，又能融入当代生活，成为基层文化工作者和传承人绕不开的现实课题。 原因：一是传承生态发生变化。传统文化所依附的生产生活结构在调整，农耕节律与村寨公共空间弱化，非遗从“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转向“舞台展示”，传承链条更容易出现断点。二是人才与资源分布不均。基层传承群体年龄偏大，教学、组织和对接市场的能力差异较大；专业记录、系统研究、数字化采集等投入不足，使一些技艺细节与口述史难以完整留存。三是现代传播方式重塑审美与注意力。青年群体更习惯短视频、互动体验与跨界表达，而部分非遗在表达方式、产品形态和传播语态上更新不够，影响“看得到、学得会、留得住”的效果。 影响：非遗保护的短板不仅关系文化多样性，也影响乡村发展质量。红河哈尼梯田包含着千年农耕文明与多民族文化记忆，2013年申遗成功后，文化价值继续凸显；但如果支撑梯田文化体系的歌舞、服饰、礼俗等环节出现断裂，世界遗产的文化内核将面临被“空心化”的风险。同时，非遗与文旅融合、公共文化服务、青少年美育、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工作紧密有关，一旦传承弱化，地方文化影响力、乡村凝聚力和特色产业培育也会受到牵连。 对策：围绕上述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杨钰尼近年来将履职重点放在“扩大传承人群”和“提升保护手段现代化”两条主线上。作为“95后”乐作舞传承人，她在大学期间返乡创办文化艺术传承机构，通过常态化教学、分层培训与展演实践，逐步搭建起更稳定的学习网络。据介绍，目前累计培训学员已达数千人，并带动更多群众参与乐作舞的日常练习与节庆展演。在传播方式上，她尝试将传统动作与当代舞台呈现、节奏编排、服饰设计等结合，用更贴近年轻审美的方式呈现，推动非遗从“节日可见”走向“日常可亲”。 在履职层面，她多次走访古村落与传承群体，记录老艺人的经验与诉求，将基层的现实困难带到更高层面的讨论。她提出的关于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资源库的建议，被列为重点提案，体现出非遗保护从“抢救记录”走向“系统治理”的趋势：通过统一标准、分级分类、权责清晰的数字化建设，把散落在民间的曲谱、舞步、口述史、工艺流程、影像档案等内容进行结构化保存与共享利用，并在保护知识产权与传承人权益的前提下，为教育、研究与公共文化供给提供支撑。 面向2026年全国两会，她在调研中进一步聚焦“非遗新农人”议题。所谓“非遗新农人”，并非单纯的展演者，而是兼具文化理解力、数字传播能力、组织运营能力与产业带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既能扎根乡土、守住传统技艺的核心规范，也能运用直播、短视频、数字档案、文创设计与研学体验等方式，把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公共产品与产业形态。相较于单点式扶持，此思路更强调人才体系、平台支撑与政策协同，包括完善培训认证、设置基层实践岗位、加大数字基础设施与内容采集投入、推动校地合作与社会力量参与等，形成“有人传、有人学、有人用、用得好”的良性循环。 前景：从更大视角看，非遗保护正从“抢救保存”迈向“活态传承”，从“单线推进”转向“多方协同”。随着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乡村全面振兴与文旅融合持续推进，非遗数字化资源库、公共文化云平台、博物馆与学校课程联动等将拓展更多应用场景。红河等民族地区若能以梯田文化为载体，统筹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产业培育，在尊重传统边界的基础上推进创新表达，有望形成可借鉴的基层样本：既让古老歌舞在当下被看见、被理解、被学习，也让文化价值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从哈尼梯田到人民大会堂，“95后”委员的履职轨迹折射出文化传承的时代课题。当古老乐作舞遇上数字化浪潮——当乡土智慧融入青年创意——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只是被保存的记忆，也能成为推动民族复兴的文化力量。正如杨钰尼所言：“每个舞步都在回答历史——我们从未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