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兹全先生是中国学术界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历史学家。他学识渊博、著述丰富，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魏晋南北朝史、中国文化史等多个领域都有深厚造诣，是学术界公认的"魏晋封建说"的主要奠基人和代表性学者。他的学术成就与其始终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密不可分。 何先生与唯物史观的结缘甚早。早在1929年前后，年仅十八岁的他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著作，并为之倾心。他在《中国古代社会》前言中回忆当时的心路历程，用"一接触就倾心拜倒，如饥似渴地接受"来形容自己的感受。进入北京大学后，他在导师指导下更加系统地学习唯物史观，并在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接受了理论的洗礼。该时期正值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学术界蓬勃兴起，何先生亲历了这一重要的思想运动。 何先生曾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掌握正确理论的重要性。他把学习唯物史观后的自己比作"手里有挺机枪"的战士，而同时代未能接受新理论的学者则仍然拿着"铁盾钢矛"。这个比喻深刻揭示了科学理论对学术研究的巨大赋能作用。正因为掌握了这一强大的理论武器，何先生能够"比较深入地认识一些历史实际、历史真实"，从而在学术竞争中脱颖而出。 何先生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并非生硬套用，而是结合具体的历史事实进行创造性的应用。他将辩证法的核心要义概括为两条：一是全面地看待历史现象和问题，二是从发展变化的角度看待历史现象和问题。这两条原则成为他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全部学术工作的指导方针。1934年，他发表了《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这是他最早的重要学术成果，也是"魏晋之际封建说"基本观点的初步形成。 何先生的学术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魏晋封建说"在学术界遭遇冷遇，甚至被边缘化。他撰写的两篇代表性论文《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和《汉魏之际封建说》的发表过程更是坎坷。前一篇文章经过多次周折才于1956年在《文史哲》上发表，后一篇虽成文于五十年代初，却一直等到1979年才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刊发，整整耽误了二三十年。 面对这些困难和挫折，何先生始终没有动摇对唯物史观的信念，也没有放弃对自己学术主张的坚持。他用"择善而固执之"来概括自己的治学态度，强调"择善就是追求真理，认识了真理，就要抓住不放"。同时，他又强调不能"以所已藏害所将受"，即不能因为已经接受的真理就排斥和拒绝接受新的真理。这种既坚定又开放的学术精神，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结出了丰硕果实。1991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成为分量很重、影响很大的学术著作，充分证明了何先生学术主张的生命力。 何先生不仅是一位纯粹的学者，更是一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从不做"为学术而学术"的书斋学者，而是将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他认为历史学的重要使命是总结前代经验、探求社会规律、增进人的智慧、提高全民族素质，从而推动社会进步。这种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理念，使他的学术研究具有了更深层的价值意义。 何先生的学术人生充分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有生命力的理论是打不倒的。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历史观，其强大的解释力和指导力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正是因为何先生始终坚持以这一理论为指导，他才能够在学术研究中不断创新、不断深化，最终成为一代学术大家。
何兹全先生的一生展现了学者的可贵品格：执着求真而又虚怀若谷。他"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的教诲启示我们：在坚守核心价值的同时，永葆求知热忱；这种精神遗产，比具体学术观点更为珍贵，将继续指引后来者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