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涉企执法司法中，个别地方和部门仍存在以办案牟利、以罚增收、以财定案等现象；最高检通报显示，专项监督重点关注违规异地执法、以刑事手段不当介入经济纠纷，以及超范围、超时限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等问题，着力纠正执法司法权运行中的偏差。实践表明，这类问题常以“执法需要”“办案效率”为由，实质是将公权力与经济利益不当捆绑，扰乱市场预期，损害公平竞争。 原因——趋利性执法司法易发多发，既有利益驱动，也有制度环节的薄弱。一上，个别地区存通过罚没、涉案财物处置等方式变相“创收”的冲动，导致执法目标偏离法治轨道；另一上，在案件管辖、立案审查、强制措施适用、涉案财物管理处置等环节，标准不够细、流程留痕不充分、审批复核不严等问题仍然存在，给权力滥用留下空间。此外，跨区域执法协作不够顺畅、监督信息不够贯通，容易出现异地执法越界、程序规范缺位等情况。 影响——危害既直接也深远。从企业和群众感受看，违规执法可能侵害经营主体的财产权、经营权乃至人身权，增加合规成本和交易不确定性，压缩企业发展空间；从宏观治理看，趋利性执法司法削弱司法公信力和法律权威，影响要素自由流动，掣肘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并对营商环境评价与投资预期带来持续冲击。更重要的是，一旦形成“以案生财”“违法成本可控”的错误预期，可能诱发更大范围的权力滥用，累积系统性风险。 对策——治理要纠治并举、标本兼治，用更严密的制度链条切断利益链条。其一，强化权力制约和程序约束。围绕涉企案件立案、管辖确定、采取强制措施等关键决定，继续明确适用标准、证据门槛和审批流程，完善内部审核、复核与责任追溯机制，做到有据可查、可回溯、可追责。其二，规范涉案财物全流程管理。推动形成跨部门衔接、全链条留痕、规范处置的制度安排，依法厘清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边界，堵住“案”“财”不当联动的漏洞。其三，形成多元监督合力。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优势，同时加强与人大监督、民主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等渠道的衔接，推动监督信息共享和线索移送更顺畅，提高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及时性和精准度。其四，突出追责问责的震慑。对滥用职权、徇私枉法以及涉嫌职务犯罪等行为依法从严查处，推动过罚相当、责罚相称，以刚性约束压缩侥幸空间。 前景——规范涉企执法司法，是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市场预期的重要环节。党中央注重整治趋利性执法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有关行动在全国持续推进，公安、法院、检察等系统相继部署。随着专项监督与制度建设同步深化，涉企执法将更强调依法、审慎和比例原则；地方在推动经济发展中，也将更加注重以法治方式配置资源、以规则维护公平竞争。可以预期，服务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法治供给将进一步增强，“让企业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创新”的制度环境将持续巩固。
祛除趋利性执法司法之弊，既是对自身问题的直面纠偏，也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坚持用法治思维厘清权力边界，用法治方式完善制度约束，在严肃惩治既有问题的同时，把预防和治理做在前面，才能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可靠的法治保障，让企业和群众在法治环境中获得更实在的安全感和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