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三任董事长相继落马，腐败链条延续十余年 2026年3月11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纪委监委通报：原内蒙古呼和浩特金谷农村商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齐啸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是金谷农商行自2014年完成股份制改制以来，第三位任或离任董事长被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处。 回溯对应的案件，脉络较为清晰。金谷农商行前身为金谷农村合作银行，李彦昌于2007年至2013年担任该机构理事长、董事长。2019年7月，李彦昌因涉嫌单位行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及职务侵占罪被刑事拘留。检察机关起诉书显示，其在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侵占财物逾1800万元，非法获利合计超过2199万元，并涉及股份217余万股，金额巨大。 2014年改制后，刘建强出任首任董事长。2018年8月，刘建强被巴彦淖尔市纪委监委立案审查调查，其配偶此后也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判刑。检察机关披露，刘建强与李彦昌曾共谋受贿，非法所得合计逾2000万元，两人在任期间形成较明显的利益链条。 此次被查的齐啸生于1983年，是三任被查董事长中最年轻的一位。其早年供职于国家开发银行内蒙古分行，2019年调任赤峰市红山区农信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2020年11月出任金谷农商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时年37岁。在其被查前，长期共事的副行长冯四方、行长张焱已分别于2025年7月和12月先后被立案调查。三人均由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驻内蒙古农商银行纪检监察组及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监察委员会调查，彼此是否存在利益关联，值得关注。 二、原因：权力高度集中，监督机制长期失灵 金谷农商行腐败问题反复出现，更多是内部治理失衡的结果，而非个别人员偶发失范。 从权力结构看，相关核心管理人员长期掌控贷款审批、资产处置、人事任免等关键环节，容易形成相对封闭的决策圈。张焱与齐啸有国家开发银行内蒙古分行的共同从业背景，冯四方在齐啸任职期间快速晋升，三人对核心业务的集中掌控，客观上增加了权力寻租空间。 从监督机制看，党委、董事会、监事会之间的制衡未能发挥应有作用。股份制改制本应强化公司治理，但实际运行中，内部监督偏弱、程序约束不足，外部监管穿透不够，导致问题长期积累，纠偏不及时。 从文化生态看，李彦昌与刘建强共谋受贿，反映出腐败从个人行为演变为群体性默契。一旦形成“潜规则”，就会对后续管理层产生示范效应，深入冲击廉洁底线。 三、影响：经营持续恶化，金融风险加速积聚 腐败乱象对金谷农商行经营造成了直接冲击。官方年报数据显示，2024年该行实现营业收入12.51亿元，同比下降17.89%；全年净亏损25亿元，同比下滑逾1600%。净利润断崖式下跌的关键原因，是资产减值损失大幅上升：2024年为25.75亿元，2023年为3.81亿元，一年增幅超过五倍。 截至2024年末，该行资产规模约760亿元，发放贷款及垫款余额381.49亿元，吸收存款603.57亿元。资产规模仍在，但资产质量快速恶化已难回避。大额计提减值，意味着既往形成的不良贷款长期未能有效处置，而这与信贷资源违规配置、风险管理缺位密切相关。 对地方金融生态而言，这家曾是内蒙古农信系统资产规模最大的法人机构之一陷入困境，不仅影响区域金融服务供给的稳定性，也会压缩中小企业和农牧民融资空间，外溢影响不容忽视。 四、对策：深化农信系统治理改革，建立可执行的监督体系 金谷农商行暴露的问题，为地方农信系统改革提供了具体参照。 公司治理层面，应增强董事会独立性，适度提高独立董事比例，推动监事会对高管层形成“看得见、管得住”的实质监督，防止权力过度集中于少数人。 风险管理层面，应对贷款审批、资产处置等关键业务建立全流程留痕、交叉复核与独立审查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流程，压缩自由裁量空间。 外部监管层面，监管部门应强化对农商行公司治理的穿透式监管，将廉洁风险纳入日常监管评估，对高管关联交易、利益输送等重点事项保持持续跟踪与问责。 五、前景：整改压力大，重建信任需要时间 当前金谷农商行面临双重任务：一上配合纪检监察机关推进调查处置；另一方面尽快稳住经营，防止资产质量继续恶化。此前推进的A股上市计划在2021年与中信证券签订辅导协议后停滞至今，在当前内外部环境下，重启的可能性已很低。 从更大范围看，该案例并非孤例。近年来，多地农商行、农信社出现高管腐败问题，说明农信系统历经多轮改制后，治理现代化仍存在短板。如何在坚持服务“三农”定位的同时，真正建立权责清晰、制衡有效的治理架构，是监管部门与地方政府必须回应的现实课题。
农信机构遍布全国，承担着服务实体经济与“最后一公里”金融供给的职责。金谷农商行的案例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粗放治理遗留的风险，也指向了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反腐高压与制度建设同步推进，才能让农村金融体系更稳健、更可持续，真正成为普惠金融的可靠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