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不确定性“外溢”加剧，风险形态由线性走向矩阵化。 刘珺论坛发言中指出，当前全球不确定性正从传统经济变量延伸至更广泛的非经济领域。风险不再沿时间轴线性推进，而是以多维度、多触发源、多路径传导的方式叠加扩散。金融体系过去主要围绕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建立的识别与计量框架，在面对地缘政治冲突、战争外溢、极端气候事件、技术治理分歧等因素时，容易暴露出“看不见、算不准、定不了价”的结构性短板。对高度开放的经济体而言，这类风险一旦通过产业链、供应链、资本流动和预期等渠道传导，可能被放大为跨市场、跨机构的系统性冲击。 原因——非经济变量上升、传导链条延长，传统模型有效性下降。 分析人士认为，风险来源更分散、叠加更频繁，与全球治理分化和结构调整并行有关：一上，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地缘因素对贸易、能源、航运、投资和科技合作的影响更直接；另一方面，气候变化推高灾害发生频率与强度，带动生产要素成本以及保险、再保险成本上行；同时，数字技术快速迭代，催生数据安全、算法治理、跨境合规等新议题，使风险更容易由单点事件演变为“政策—市场—社会预期”的联动冲击。更关键的是，金融风险管理长期依赖历史数据与经验假设，但低频高损、突发性强的极端情景下，可比样本不足、结构突变增多，导致传统模型的解释力与前瞻性下降，风险溢价也更容易在不确定性中被动抬升。 影响——风险溢价抬升与资源错配并存，金融服务能力面临再塑。 在刘珺看来，不确定性上升会通过风险溢价影响融资成本与资产定价，进而影响企业投资决策、产业链布局和跨境经营预期。若金融机构不能及时提升对非经济风险的识别与定价能力，可能出现两类偏差：一是低估风险，导致资源错配与损失累积；二是高估风险，引发“避险过度”、资金供给收缩，从而加剧实体经济融资约束。此外，客户需求也在变化：企业不仅需要资金，还需要覆盖全生命周期、贯通产业链的综合服务，包括信息支持、撮合对接、结算安排、风险管理与效率提升等能力。以单一产品供给为主的扁平化服务模式，难以应对更复杂的经营场景。 对策——以“全球化2.0”降低不确定性，并推动金融机构三上系统转型。 围绕如何为变革中的世界增强确定性，刘珺提出重塑更可信的国际合作体系，可概括为“全球化2.0”。其核心是围绕气候变化治理、数字技术治理等全球性议题形成更具执行力的协同，减少规则分歧带来的交易成本与不确定性，降低风险溢价，并合作中实现多方共赢。 落到金融机构层面，他提出三项结构性转变方向： 第一，推动对非经济、非市场风险的再定价与工程化管理。刘珺认为，关键在于将地缘事件、冲突风险、气候冲击等变量纳入可度量、可比较、可定价的管理体系，提升捕捉的及时性与定价的准确性。为此，需要更系统地运用数据分析、智能算法、遥感等手段，形成从监测预警、情景推演到资本计量与资产组合管理的闭环，提高对极端风险的量化水平，为资产定价、授信政策与资本安排提供更可靠依据。 第二，优化人才结构，培育适应数字时代的复合型队伍。刘珺强调，创新越来越依赖对特定领域的深度理解，同时也需要跨领域协同能力，因此亟须兼具横向拓展与纵向深耕的复合型人才，以应对知识融合与新技术应用带来的挑战。业内普遍认为，这意味着金融机构的人才培养将从单一岗位技能训练，转向“金融+科技+产业+合规”的综合能力建设，夯实风险管理与服务创新的人才基础。 第三，推动金融服务从被动供给转向多维度、体系化与智能代理式服务。刘珺提出，应将全生命周期支持与全产业链服务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搭建更具韧性的金融服务框架，使金融机构从单纯资金供给者转型为资本、信息与效率的综合服务商。通过多维度网格化服务与协同机制，单点冲击带来的风险有望在更大范围内被缓冲与分散，从而提升体系稳定性与服务连续性。 前景——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中，以能力建设换取确定性、以协同治理降低成本。 展望未来，随着全球风险因子继续多元化，金融业竞争将更多体现在风险识别、定价与综合服务能力上。业内人士认为，一上，金融机构需要用更前瞻的情景分析和更精细的资本计量提升韧性；另一方面，也要在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加深对产业链结构、技术路径和合规要求的理解，以更精准的金融资源配置支持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围绕气候与数字治理的国际协同若取得更实质进展，将有助于稳定跨境预期、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全球经济修复与增长提供更可持续的支撑。
在全球治理体系加速调整的关键阶段，金融业的风险管理变革已难以回避；这场转型不仅关系到单个机构的经营与发展，也影响全球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行。正如刘珺行长所强调的，只有主动应对变化、加快能力重塑，金融机构才能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中提升确定性——把握新的发展机会——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持续的支持。这既是中国金融业需要直面的课题，也是提升全球金融稳定贡献度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