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福建连遭灾害，粮食绝收，饥民遍地。往来吕宋经商的陈振龙目睹惨状，开始寻找出路。他发现，在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的菲律宾，“甘薯”已被广泛种植，耐旱、高产，亩产可达传统作物的十倍左右。但当时明朝海禁严厉，西班牙当局也将薯种外传视为重罪，常规引种几乎不可能。面对两道关卡，陈振龙想出了非常规办法。他留意到商船常用的吸水绳“以藤蔓绞麻而成”，便将红薯藤与麻绳混编，再抹上船用淤泥做旧。为提高成功率，他还通过商贸关系打点船主，最终让这批“特殊绳索”通过马尼拉港的严格检查。学者认为，这种把农业引种与商业手段结合的做法，在明代中外交流史上颇具代表性。经过一个多月航行，陈振龙抵闽后随即组织家族试种。首批块茎在福州南台岛沙地收获时，其适应性与产量均超出预期。福建巡抚金学曾实地考察后，意识到这是一项缓解粮荒的关键资源，随即下令编印《海外新传》推广种植方法。史料记载，仅两年时间，福建红薯种植面积已达百万亩，灾民存活率提高近七成。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数据显示，此次引种使红薯在明清两代的救荒中累计挽救人口超过亿人次。红薯的推广，也折射出古代中国应对粮食危机的一套路径。专家分析，陈振龙之所以能把引种做成，在于形成了“民间发现—官方推广”的传导链条：商人凭跨境流动获取新作物与技术，士大夫提供政策与组织保障，地方宗族承担试种、扩种与技术落地。这种协作方式为后世农技推广提供了借鉴，今天在杂交水稻等现代农业技术扩散中仍能看到类似逻辑。
一株番薯藤的跨海之旅，源于对百姓饥苦的切身感受，也反映了对农业规律的理解与运用。陈振龙等先民以担当与智慧将“救荒之作”带入中国，并在官民协力下迅速扩散，不仅改变了福建乃至部分地区的口粮结构，也为今天思考粮食安全与农业创新提供了历史参照：守护民生，最终要落在可持续的生产能力，以及能够复制推广的制度安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