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厦门市部分购买过助眠类药物的市民收到交警部门的短信，被要求30天内办理驾驶证注销，否则将被公告作废。此举措迅速引发关注，不少人质疑交警部门是否借大数据之名越权行使职能。 从法律角度看，交警部门无权仅凭购药记录直接注销驾驶证。虽然厦门交警声称短信只是"提醒"，但措辞中明确提到"逾期作废"，实际上带有强制性，容易被理解为行政命令。法律专家认为，这种做法涉嫌超越法定权限，可能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 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大数据应用与现有制度的脱节。近年来，多个城市都在尝试将购药数据用于公共安全预警，但相应的法律规范还没有跟上。厦门事件反映出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数据使用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二是一些行政部门存在重管理、轻服务的倾向。据了解，全国已有12个城市试点医疗数据与交管系统的联动，但大多数还没有建立相应的复核机制。 这类做法虽然有助于提前防范风险，但也带来了实际的负面影响。首先，它增加了守法公民的行政负担；其次，可能削弱公众对数据安全的信任；再次，容易助长"懒政"思维。某高校法治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类似的行政扩权行为导致行政复议申请同比增加了17%。 要解决这个问题，专家建议从三个上入手：明确数据使用的禁区，建立便捷的异议申诉途径，推行"无感化"的行政服务。值得关注的是，浙江省已经试点了"静默核查"模式，通过医院数据的自动比对来完成驾驶资格审核，市民不需要主动提交任何证明。 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2025年全国医疗数据互联互通平台将建成。如何在维护公共安全的同时守住权力的边界，将成为衡量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强调，任何技术创新都必须在法治框架内进行。
数据可以让治理更有前瞻性，但不能成为权力扩张的借口。在追求创新的同时，更要守住法定权限、程序正义和隐私保护的底线。每一次"提示"都应该更精准、更克制、更可验证，这样才能让数据在公共安全中发挥作用，也才能让公众对数字化治理建立真正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