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与马的渊源由来已久。考古研究认为——中国家马源自域外传入——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很可能是家马进入中原的重要通道。凭借此地理条件，甘肃马文化的形成与演进中占据了独特位置。秦朝建立者嬴秦的先祖因善于养马有功，受周孝王封于秦地，即今甘肃天水清水县一带。嬴秦由此崛起于西陲，历经数十代发展最终一统天下。秦始皇陵兵马俑所呈现的千军万马之势，与甘肃深厚的马文化传统有着清晰的历史脉络。 甘肃出土文物集中展现了古代马文化的多样内涵。其中最为知名的当属东汉铜奔马，出土于武威市雷台汉墓。其三足腾空、后蹄踏鸟，造型生动，凭一蹄而立千年，工艺之精令人称奇。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2026年“欢乐春节”吉祥物“吉祥马”，设计灵感即取自这件铜奔马，表明了其在中华文化中的代表性。除铜奔马外，甘肃出土的木马同样别具一格。受内陆干旱、湿度较低影响，木质文物不易腐朽，汉晋时期的不少木器精品得以保存至今。河西走廊留存大量形态各异的木马，以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者最具代表性：姿态从容，仿佛闲步其间，透出日常生活的气息。 汉唐时期，甘肃成为朝廷倚重的马政重地。陇右、河西军马场中万马驰骋，为国家军力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甘肃处在丝绸之路的关键路段，阳关、玉门关一线往来频繁，商队不断。西北汉简中有关马的记载随处可见，涉及饲养、医治等多个上。悬泉置遗址出土的传马名籍简，记录“载玉”“成佳”等200余个马名，折射出当时对马匹的细致管理。元平元年的迎天马简则记载，朝廷自长安遣人赴敦煌迎接大宛天马，并要求沿途驿站妥善接待，体现了汉代对“天马”的重视。 马的形象也广泛进入古代艺术。山东、河南等地汉画像石中，马的题材屡见不鲜，山东嘉祥武梁祠尤以骑马、乘车等画面著称。河西画像砖至魏晋时期渐趋繁盛，出行图、射猎图、放牧图等场景中马的形象清晰可辨。敦煌壁画里既有奔走劳顿的凡马，也有凌云驾雾的天马。莫高窟晚唐第156窟《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人马密集、队伍浩荡，却章法严整、繁而不乱，显示出高超的艺术组织能力。唐三彩中马的造型亦极常见。天水市秦安县出土的三彩男骑马俑，骑者深目高鼻、鬓须浓重，呈现典型胡人形象，折射丝绸之路上多族群商旅往来，也见证了这条道路在交流交往中的文明意义。 隋唐以来，画马名家层出。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写尽曹霸画马之妙；唐韩干《照夜白图》、宋李公麟《五马图》、元赵孟頫《人骑图》等均为传世名作。近代艺术家徐悲鸿以画马著称，其笔下之马气势开阔、精神昂扬，曾在抗战时期寄托民族自强的愿望。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中“马”的精神象征。 上古先民在甲骨文中已勾勒出马的象形文字，后随时代演变而形体变迁，但其神韵犹存，似飞似奔，兼具拙朴与巧思。今天虽不再有古时车马喧阗的生活图景，马在数千年文明进程中的贡献仍值得铭记。文物作为历史的见证，能够把过往的故事带回当下。甘肃的马类文物既是马历史的实证，也是马文化的载体与马精神的注脚，对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马的形象穿越青铜的冷光、木纹的温度与壁画的绚彩，既记录了古人出行与征战的现实，也沉淀了开放交往的历史气象；读懂这些“会说话”的文物——不只是追寻一瞬奔腾的姿态——更是在梳理一条文明之路如何被开辟、被守护、被延伸。守护好、研究好、讲述好马形象文物背后的中国故事，才能让历史的蹄声在新时代化作脚踏实地的力量与面向未来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