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西班牙有位学者写了篇文章，说西方社会现在碰到好多麻烦，物价涨得快，房子也不好买，犯罪的事儿也不少。大家心里都慌得很，信心都快没了。反过来看咱们中国，城市建设变化快，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有高铁、有互联网、还有清洁能源这些现代化的东西，社会整体上挺有活力的。这对比一出来，他就说西方发展动力不足，原因是他们的治理体系太僵化了，搞不清楚以后该往哪走。 咱们现在的发展模式给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一个参考。看看西方那些地方，英国伦敦地铁老早就该修修了，纽约电网老是超载，巴黎地铁信号老是出问题，柏林的交通拥堵得很厉害。这些都说明他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基础设施也没跟上。 再仔细分析一下，西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三个结构性矛盾。一是财政政策跟市场调节打架，搞得公共投资效率低得吓人；二是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转型脱节；三是社会治理跟公民权益之间有矛盾。拿美国来说，他们2024年的联邦财政预算里，国防开支占GDP的比例居然高达3.8%，而像教育、医疗这些民生领域的投资却只占了不到2.1%。 这西方发展困境还把全球治理体系给折腾坏了。现在国际秩序变了，变成多极化协商的局面了；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大，达到41.6%；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资金缺了2.3万亿美元；5G通信、人工智能这些前沿技术领域的标准制定参与度也开始“南升北降”。 面对这种局面，咱们中国怎么做的呢？给出了三个解决办法：发展战略要灵活适应变化；治理体系要开放透明；发展模式要有包容性。“十四五”规划纲要里就明确写着要加大对数字经济、绿色技术的投入；民法典编纂时也吸收了很多其他法系的好东西；还有脱贫攻坚时那个“第一书记”制度，那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