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高水平开放对涉外人才提出更高要求，供给结构仍有短板。2026年将迎来“十五五”开局。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开放不断走向纵深，需求不再停留“会外语、能沟通”，更需要熟悉对象国国情、国际规则、跨文化协作的高端涉外人才。董洪川委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前外语人才培养与国家需求之间仍存在结构性差距：部分关键区域的语种布局不足，特别语种覆盖仍需提升；同时，以单一语言技能为主的培养模式，难以支撑制度型开放、国际经贸合作和国际传播等综合任务。 原因——全球形势与开放方式变化，推动人才能力边界外扩。董洪川分析——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国际竞争与合作格局加快重塑。我国对外开放规模持续扩大，合作对象与议题更加多元，外语教育的职责也随之延伸：一上，要服务文明互鉴、人文交流与经贸往来，提高沟通效率、增进互信；另一方面，也要在维护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中发挥支撑作用。尤其在制度型开放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参与国际规则协调，要求人才既懂语言文化，也懂法律条款、产业规则、数字治理与合规要求。仅依赖传统“语言—翻译”路径，已难适应新一轮开放的深度与复杂性。 影响——人才能力结构决定开放质量与国际竞争力。从实践看，语种布局不足会削弱我国在重点区域开展经贸合作、公共外交和风险研判的人才储备；复合能力欠缺则可能带来规则理解偏差、谈判表达不准确、跨文化沟通成本上升，进而影响合作效率与项目落地。董洪川指出，外语专业不应被简化为语言训练，而应成为对对象国经济、文化、社会、法律与规则的系统认知过程。只有在更广的知识结构与专业能力支撑下，人才才能在国际传播、国际商务、涉外治理等场景中形成持续优势，为高水平开放提供稳定支撑。 对策——以国家需求为牵引，推进语种布局与“外语+”培养体系重构。董洪川建议，高校人才培养要坚持服务国家的基本导向，把国家需求作为目标与指引： 一是加强国家外语能力建设，优化语种供给结构。围绕国家发展需要与重点区域布局，推动特别语种有序增设、梯度培养与质量提升，形成覆盖更广、层次更清晰的人才储备。 二是深化“外语+”复合型培养，面向制度型开放提升规则与治理能力。他指出，随着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需求上升，外语毕业生应在夯实语言文化能力的基础上，更强化涉外法治、涉外经贸、国际传播等知识与能力训练，提升在谈判、合规、传播与国际协作中的综合胜任力。 三是搭建更高水平的人文交流平台，夯实民心相通基础。董洪川强调，民心相通来自持续的理解与认同积累，了解越多、隔阂越少，合作的社会基础越稳。高校可通过交流互访、联合研究、文化传播等方式，促进不同国家民众的相互理解，为经贸、科技等更高层级合作创造条件。 四是推动教育方式与内容同步更新，将新技术融入培养全过程。他认为，新技术正在深刻改变教育形态，也会重塑外语学习与应用场景。外语教育应在教学资源、课堂组织、能力评价与实训平台等环节加强融合应用，提升教学质量与学习效率，同时更重视以真实任务驱动的能力培养，面向国家需求锻造高端涉外人才。 前景——以体系化人才供给支撑更高水平开放行稳致远。面向“十五五”，对外开放将加快从要素流动型向制度规则型转变，从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提升型迈进。董洪川认为，外语教育与涉外人才培养应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实现转型：既要补齐语种与区域研究短板，也要在规则对接、国际传播、跨文化治理等领域增强复合能力。随着高校、行业与社会资源进一步协同，涉外人才培养有望从“单点突破”走向“体系供给”，为我国更高水平开放提供更坚实的人才支撑。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涉外人才培养的重要性继续上升。正如董洪川委员所言，只有始终以国家发展需要为坐标，才能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掌握主动。这既需要教育领域持续改革，也需要社会各界形成更广泛的共识，共同推动涉外人才发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