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校园和网络空间面临的风险更加多样，校园欺凌、网络诈骗、隐私泄露等问题往往更隐蔽、传播更快、影响更持久。记者了解到，有学生在遭遇侵害或威胁时选择沉默，表现为“不敢讲、不会求助”，压力累积后甚至出现学习退缩、社交回避等情况。这个现象提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关键不止在“有制度”，更在“能落地”：求助通道是否好用、是否可信、是否专业，直接关系到风险能否被及时发现并阻断。 从表现来看，“不敢求助”主要集中在两类场景：一是校内欺凌与冲突处置，担心“告状”引发报复或被贴标签；二是网络空间的诱导性诈骗与不良信息侵害，对陌生链接、充值返利、冒充熟人等套路识别不足，事后又担心被责备而选择隐瞒。共同点在于：受害者处于弱势且信息不对称，风险发生常伴随羞耻和恐惧，求助的心理与现实成本被认为高于沉默。 从原因分析，首先是心理支持与沟通能力仍是基层治理的短板。部分学校虽设有涉及的岗位或联络机制，但在危机识别、情绪安抚、创伤干预、沟通技巧等专业供给不足，学生即便“找得到人”，也未必“说得出口”。其次是早期发现能力不够。一些风险在苗头阶段就有迹可循，如同伴关系变化、异常缺勤、情绪骤变、网络使用异常等，但数据监测、教师观察、家校反馈等环节尚未形成有效闭环，容易错过最佳处置窗口。第三是协同机制不够顺畅。校园治理涉及教育、公安、社区、家庭等多方主体，若权责边界不清、信息流转不畅，就容易出现“都在管、但不够深”的情况。第四是隐私保护与举报安全感不足。对未成年人而言，“被看见”可能带来帮助，也可能带来二次伤害；若缺少保密、匿名与分级处置机制，学生更可能选择沉默。 这一问题的影响不容忽视。对个体而言，欺凌和诈骗带来的不只是经济损失或短期伤害，更可能留下长期心理阴影，影响人格发展和社会适应。对学校而言，风险处置若滞后，既会影响正常教学秩序，也可能激化家校矛盾，甚至演变为社会关注事件。对社会治理而言，未成年人保护关乎家庭福祉与社会稳定，“求助链条”一旦断裂，预防端就会失守，事后处置成本随之上升。 围绕如何补齐短板，湖南省政协委员、湖南湘江新区博才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龙胜表示，将在相关会议上提交建议，推动对“法治副校长”和“警校共建”机制进行系统优化，提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精准性与可操作性。其核心思路，是让法治力量更深入嵌入校园治理，把专业处置尽可能前移到风险发生之前。 在对策层面，一是优化“法治副校长”的能力结构，在普法宣讲之外补足心理沟通与危机干预素养，并推动其与班主任、心理教师形成互补，让学生在遭遇风险时既能获得法律支持，也能获得情绪支持。二是把风险早识别机制做细做实，强化校园欺凌预警处置、涉诈风险提示、网络安全教育等功能，通过情景化教学、案例警示和反诈实操训练提升学生辨识能力，让预防教育从“听过”变为“会用”。三是完善学校、家庭、警方和社区的联动机制，明确分工与流程，建立信息共享与分级处置通道：对轻微苗头及时介入，对严重事件快速响应，推动形成从发现、报告、核查、处置到心理修复的闭环。四是探索更安全的反馈渠道，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提供便捷求助方式，降低求助门槛，减少“二次伤害”风险，提升机制的可信度与可达性。 值得关注的是，湖南在家校社协同育人上已形成制度性安排。2025年9月，省教育厅等十八部门联合印发《湖南省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方案》，率先构建省域层面的协同育人机制，并明确提出建立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筛查预警和干预处置机制，为校园欺凌防范等学生保护工作提供制度框架。目前，部分地区已开展“警校共建”示范项目，为机制完善提供实践样本。业内人士认为，下一步关键于把制度设计转化为基层可执行的操作规范，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评估工作标准。 从前景看，随着未成年人保护相关制度完善，校园治理将更强调“预防在先、专业靠前、协同落地”。一上，法治副校长等机制若能实现专业化、常态化、制度化，将有助于提升校园风险治理的响应速度与处置质量；另一方面，网络空间风险仍在变化，反诈与网络安全教育需要持续更新内容、改进手段，并与家庭监管、平台治理形成合力。未来，围绕隐私保护、数据安全、心理健康等领域建立更细致的规则与保障，也将成为提升未成年人保护成效的重要方向。
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破解学生“不敢求助”的困境，既要完善制度，更要学校、家庭、执法部门和社会各界形成真正的协作。通过提升“法治副校长”的专业能力、畅通求助渠道、强化预警与干预，有望织密保护网络，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在更安全、更有支持的环境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