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超越美国,重新成为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此排位变动并非简单的贸易数字起伏,而是德国经济发展模式深度调整的关键时期,对外务实合作重要性的生动注脚。 德国经济模式曾是战后复兴的成功范例。1976年提出的"德国模式"概念,概括了这个国家在废墟上崛起的制度密码:社会市场经济的稳定框架、以隐形冠军企业为代表的精密制造、广泛的社会合作机制,以及成熟的职业教育体系。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实现秩序与创新、效率与公正、个体自由与社会团结的动态平衡,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兼顾发展与可持续的重要参照。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德国赖以成功的内外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安全威胁持续上升,政治生态呈现碎片化和极化趋势,作为欧洲经济引擎的地位明显削弱。近五年来,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乏力,化工、汽车、钢铁等传统优势产业陷入关厂裁员困局,经济与科技竞争力显著下滑。 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正在制约德国经济活力。高福利政策与劳工保护的高标准虽保障了社会公平,却也推高了劳动附加成本,削弱了企业创新动力。官僚体制程序繁冗、基础设施老化、投资率偏低等痼疾长期存在。,能源价格上涨、外部关税壁垒、内外需求疲软等短期因素叠加,更拖累了出口型经济表现。 更为严峻的是,德国正处于绿色转型与数字化转型的双重阵痛期。传统制造业的路径依赖难以打破,新兴产业培育进展缓慢,这种转型困境严重制约了其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去年5月上台的新一届德国政府将推动经济增长列为执政首要任务。默茨总理凭借长期从商经历和与经济界的紧密联系,联合历来擅长经济治理的联盟党,提出"经济优先"的施政理念,推出诸多改革举措。 在投资领域,联邦议院突破宪法规定的借贷上限,批准5000亿欧元贷款用于基础设施、能源网络、数字化和科研投资。去年7月举办的"为德国制造"投资峰会,促成61家企业承诺未来三年投资6310亿欧元。 在产业政策上,政府相继召开机械制造、汽车、钢铁等行业峰会,加强对本土企业和核心产业的扶持保护,推动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建设。同时推动欧盟放宽2025年燃油车禁令等激进环保政策,为传统产业争取转型空间。 在制度改革层面,新设立的数字与国家现代化部出台《现代化议程》,针对强监管、高标准带来的负面效应,系统推进简化行政法规和监管程序,为企业实现制度性减负。 这些改革措施能否奏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能否在保持自身制度优势的同时,以更加开放务实的姿态开展国际合作。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大国,在新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双方在产业互补、技术创新、市场对接等具有广阔合作空间。
在多重挑战叠加的转型关口,德国需要的不仅是短期刺激,更是面向未来的制度更新与产业再布局；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优势互补。坚持开放、反对人为设限,以务实合作扩大确定性,既有助于德国稳住制造业根基、培育新增长点,也将为中欧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注入更强韧性与更可持续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