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春这种事情，在2016年让封乡国那个71岁的老伙计显得很有气势。他手里捏着那只春牛，那感觉就像拿住了一把钥匙，硬是把时间给拨回到了唐朝。这手艺可是咱们国家那些“春官”流传下来的，早在《周礼》里头就有记录。唐宋那会儿，礼部那帮人也管自己叫“春官”，老百姓一看唱春的也学着这么叫。石阡的侗族就把这帮人给请进了生活里。每年立春前后，县里那百十来个“春官”，人手一只春牛，从坡背村这地方出发，一路把春天“说”到了田坎上。 这活儿要是往前推，那可是有地理和时间的讲究。宋朝人写的《东京梦华录》里头说，北宋的京城里头也有类似的活动。到了明清时期，石阡的知府还得亲自带着手下人去东郊“迎春”，扎个芒神纸牛，骑着马游街，宴席摆上一桌桌。到了民国年间，封姓的艺人得跑去省里领执照，按图索骥地走乡串寨。最热闹的时候，立春前后这几十天里，他们的脚印几乎能踩到湖南、三穗、镇远这些地界去。哪家要是供奉了春牛，来年的春天就从这家再重新开始唱。 这帮“春官”里头又分“正春”和“野春”，说白了都是种地的好手。据说唐朝那会儿有兄弟俩叫封福兴、封福宪立了大功，自个儿请了个“子孙官”当，皇上也就顺水推舟封了他们做“春官”，管一方的规矩礼仪。他们后来选了贵州这块地方待着，这就把坡背村封家变成了“说正春”的老大。至于那些“野春官”，就散落在各个乡里自己学手艺、传帮带。 以前封家的老辈人多的时候有二三十个，再加上那些“野春官”能有好几百号人。可现在年纪大的封乡国已经走不动了，全县只剩下十多号人还在忙着干活，这行当也被贴上了“濒危”的标签。 说春可不只是报个时，这是一场多声部的民俗音乐会。里头掺杂着好多民族的音乐和话儿，给做语言研究的人留下了活化石。演唱的时候还会混进土家、苗、仡佬等族的曲调，是研究各民族音乐融合的好例子。唱本里有农耕的学问也有神话的故事，既守住了侗族原本的圈子又能传给别人听。 现在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不愿意再背那只牛、走山路；那些老艺人也一个接一个地走了，“说春”眼看就要断了气。 后来石阡县委、县政府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赶紧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件事给提上了日程。他们定期办培训班请老师傅带徒弟；还组织“春官”去学校社区用现在的话讲老故事；更重要的是把音频视频都录下来存着。 看着从坡背村出发的那一声吆喝声穿过了唐宋元明清直到今天还在山里回荡。等到最后一位老“春官”把手里的牛递给了年轻人的时候啊——春天不再仅仅是个节气了。 咱们得记住这份难得的幸存——在贵州石阡，“说春”可不是过去的老物件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