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扩大内需与提振消费的政策选择，芦哲在论坛发言中提出：消费本质上取决于居民可支配收入、预期与消费环境，“短期刺激”与“长期能力”需统筹考量。
在其看来，中低收入群体对消费规模和结构具有关键影响，但收入提升、预期修复与消费习惯形成属于“慢变量”，难以依靠单一政策立竿见影。
相比之下，消费券等工具对短期提振更直接，但政策设计必须兼顾财政承受能力、资金使用效率以及对未来需求的影响。
问题层面，芦哲指出，当前政策讨论中存在两类现实约束：一是普遍性、非定向的消费券更接近“撒钱式”刺激，在我国现实条件下推进空间有限；二是部分商品补贴出现“吃老本”现象，即通过补贴放大短期销售，却可能以透支未来需求为代价，造成后续回落风险。
他特别提到，2025年汽车消费增长的一个重要驱动，是消费者对补贴退出的预期增强，促使部分原本可能在后续年份释放的购车需求提前集中兑现。
短期数据亮眼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前高后低”的波动隐患。
原因分析方面，商品补贴之所以容易带来透支效应，与耐用消费品的决策特征密切相关。
汽车、家电等大件消费具有替代周期长、购买弹性相对集中等特点，一旦补贴信号强化“现在买更划算”的预期，消费者便倾向于提前决策，从而在时间维度上重新分配需求。
与此同时，若补贴长期维持高强度，不仅财政压力上升，也可能导致市场对政策形成依赖，削弱企业通过技术升级、服务改善和渠道创新提升供给质量的动力。
基于上述判断，他认为，2026年消费补贴力度相较2025年“逐步下台阶”具备合理性：在稳增长与可持续之间，需要避免把政策空间一次性消耗殆尽，为中长期政策安排留出余地。
影响层面，透支型补贴带来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需求前置后形成落差，可能加大行业景气波动，企业经营与就业稳定性承压；其二，补贴退出阶段若缺乏接续动能，消费信心和市场预期容易受到扰动，影响宏观运行的平稳性；其三，若资源更多流向一次性、低复购的领域，消费结构优化的效果有限，难以形成持续拉动内需的“长尾”效应。
针对对策路径，芦哲提出，可把政策着力点更多放在服务消费与可持续性消费上，形成“前期支持—习惯培育—持续复购”的机制。
他认为，相较耐用品，服务消费的透支效应更弱，更有利于形成稳定、可延续的需求。
具体看，医美、健身、家政服务、宠物经济等领域普遍具有持续消费特征：医美往往需要按周期维护，复购属性较强；健身服务在前期引导与适度补贴下，可促成长期运动习惯并带动相关消费；家政服务具有体验驱动特征，一旦服务质量稳定，消费者更容易形成持续付费意愿；宠物经济伴随饲养全周期产生食品、医疗、护理等稳定支出。
若对这些领域进行结构性、阶段性支持，有望撬动居民后续自主消费，推动消费倾向从“被动刺激”转向“主动选择”。
同时，他的观点也指向更深层的政策组合：促消费不应仅停留在“给钱就买”的短期逻辑，更需要与就业稳定、收入增长、社会保障完善、消费环境优化等因素协同发力。
通过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降低后顾之忧，叠加优质供给扩大与服务标准提升，才能把短期政策效应转化为长期增长动能。
在此框架下，补贴工具更适宜突出精准性与引导性：围绕消费升级、公共服务供给短板和新型服务业态，提升资金使用效率，避免“一补了之”。
前景判断方面，随着居民消费从“商品主导”向“商品+服务并重”演进，服务消费在稳增长中的权重有望持续上升。
未来促消费政策或将更强调结构优化与可持续：一方面，通过适度的财政和金融工具引导服务业扩容提质；另一方面，通过规则、标准和监管完善，保障服务质量与消费者权益，增强消费信心。
若能在政策节奏、行业供给与居民预期之间形成良性循环，消费增长的韧性和稳定性将进一步提升。
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其政策工具箱需要与时俱进。
从短期刺激转向长效培育，从商品消费扩展到服务领域，这不仅是应对当前补贴困境的破题之策，更是契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
当政策导向与市场规律形成共振，中国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将释放更持久动能。